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參與國際貿易頻率的增加以及近年來全球對美元霸權的不滿，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人民幣國際化正步入有序發展的新進程。歷經十余年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在支付、投融資、計價與儲備功能上均取得了意義非凡的突破與成就，但在新發展格局下，人民幣“走出去”不僅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本文在系統梳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成就和經濟影響的基礎上，探究了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路徑。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新發展格局 經濟效應 國際金融治理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這是對過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所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現階段人民幣國際化正處于發展的歷史良機。與此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需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暢通完整內需鏈條，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以國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支持企業邁出國門，建立完善外供體系，實現經濟的高水平開放。可見，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良好契機和持續動力（陸長平等，2022）。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考量成本與收益、統籌發展與安全，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筑牢堅實保障。

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

近年來，人民幣在國際政治、經濟交流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人民幣“走出去”取得了意義非凡的突破與進展，初步具備國際化使用網絡效應。

支付功能不斷增強，人民幣跨境結算加速推進。隨著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RCEP等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以及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中國企業嘗試“走出去”，人民幣跨境支付與結算的需求日益增加，促進了人民幣支付職能的提升。根據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統計，2023年5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市場份額的比重已達2.54%，攀升至全球第5位。貨物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結算金額也提升至7.92萬億元。同時，我國持續推進服務于人民幣支付功能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立足于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配合人民幣清算行以及境外金融分支機構形成安全、便捷的清算網絡，為金融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截止到2022年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共計處理業務440.04萬筆，金額96.70萬億元；人民幣清算行已覆蓋25個國家和地區，2022年共處理支付業務211.31億筆，清算金額7889.26萬億元；此外，境外金融分支機構的數量迅速增長，業務范圍以及金額規模也逐年擴大。

投融資功能持續深化，人民幣離岸市場穩步發展。為深化人民幣投融資功能，我國致力于搭建、優化跨境人民幣投融資通道。2004年以來，相繼開通并強化基金互認、滬深港通、債券通、滬倫通等互聯互通渠道，健全OFII、RQFII、DQII、RQDII等合格投資者管理政策體系，為境外投資者提供便利投資環境。2018年以來，隨著在岸金融市場的擴大開放，人民幣離岸金融體系建設也取得重要進展，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并行發展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新的推動力量。截至2022年底，境外機構持有境內金融市場的金融資產規模已將近10萬億元，并呈現上升趨勢。

計價功能逐步提升，人民幣交易金額大幅增長。人民幣計價單位功能主要體現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產品的計價上。人民幣計價功能的提升，使得更多國家及企業傾向于在貿易投資中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根據《人民幣國際化白皮書》統計，約有21%的企業在匯率大幅波動期間仍然使用人民幣計價，相比2013年的2%有大幅增加，我國企業已經主動逐漸掌握定價主動權。此外，以人民幣計價的跨境大宗商品與金融產品越來越普遍，顯著推動了計價功能的穩步發展，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有九個國際板交易期貨或期權上市。《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統計顯示，2021年底，境外投資者總計匯入保證金1244.98億元，其中人民幣占比為69.1％。

儲備功能逐漸增強，國際影響力日益擴大。現階段，人民幣的儲備功能在雙邊貨幣互換、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流動性安排等方面呈現出良好發展潛力。人民銀行對外貨幣合作成效顯著，目前，央行已與40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簽訂了超過34萬億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同時，得益于出口、官方儲備和外匯交易占比的不斷增加，2022年5月，人民幣SDR的權重被提高至12.28%，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提升。此外，人民銀行加入“人民幣流動性安排”（RMBLA）協議，這也是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功能的又一次進步。

人民幣資產在便利性、開放性與安全性方面的提高，以及積極對外的貨幣合作，推動人民幣的儲備職能持續增強，使人民幣的影響力由區域化向全球化擴展。截至2023年一季度，全球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3364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從2016年首次披露時的1.08%穩步上升至2.88%。在人民幣儲備功能持續增強的過程中，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也因此提升，在全球金融安全網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效應

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經濟的積極作用

促進國際經貿發展。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世界經濟一直呈低速增長趨勢，中國貿易發展也受到下行壓力的影響，促進對外貿易的高質量增長無疑是經濟增長的當務之急，而人民幣國際化將成為重塑我國外貿優勢的有力支撐。首先，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推動我國國際貿易、投資、融資等方面的發展，尤其是能夠在國內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降低換匯成本、預防貨幣錯配，防范匯率風險，擴大我國對外貿易的市場份額；此外，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刺激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改善國際貿易產業鏈附加值低的現狀。同時，人民幣國際化在我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的趨勢下，通過優化國內營商環境，吸引內外投資力度，更好利用國內國際資源，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國，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地位卻不相匹配，因此在前述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基礎之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將促使中國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保障市場穩定，助力對外經貿合作高質量發展，進而增進我國經濟效益。

增強金融競爭能力。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需要以金融改革、金融發展和金融開放為依托，同時也是增強我國金融體系核心競爭力的一個助力。在金融改革方面，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對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以及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有效配置有顯著促進作用；推進人民國際化要求穩步、有序地發展國債市場，將更多元化的債券投資組合提供給境內外投融資者；人民幣走出去需要借助金融市場化改革，從而加速利率市場化進程，完善資本市場，深化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金融發展方面，一是由數字人民幣催生的金融科技創新，使得產業鏈、供應鏈和創新鏈的融資體系更加完備，更好地服務于國內高端、智能產業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二是構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一體化”“內陸金融中心”四位一體的金融服務體系，有助于金融要素合理集聚、高效流動和金融市場協調發展。在金融開放方面，利用優質國際金融資源的優勢反推國內同類主體進行改革，提升我國金融業服務水平和競爭能力，使其“受益于外，又不受制于外”。同時，得益于金融資源的國際業務網絡，為國內、國際大循環構筑互通互促的橋梁，實現“既以內為主，又內外相通”的目標。

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貨幣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關鍵，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人民幣國際化是鞏固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可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對于原油等大宗商品而言，我國仍處于高度外部依賴性的狀態，而美元與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掛鉤，使美元成為各國貨幣體系中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和交易媒介，因此如果實現人民幣計價廣泛化，中國在大宗商品貿易方面將擁有更大的國際發言權。另一方面，可以擺脫目前貨幣政策美元化的尷尬局面。目前美國頻繁將美元作為金融武器，對我國進行經濟制裁和遏制打壓，造成我國貿易狀況惡化，匯率急劇貶值，國內大量資本不斷流向其他國家。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減少我國對外經貿活動中對美元的依賴，進一步提高獨立性，助力構建金融安全防護網。

提高我國全球治理地位。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新的制衡力量，對重塑國際貨幣體系，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公正有序發展具有積極意義。近年來，得益于人民幣國際化，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與貨幣金融合作不斷深化。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一帶一路”與RCEP等一系列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促進了國家間基礎設施建設及互聯互通，在引進創新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助推中國技術和產能走出去，使得我國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得到明顯提升和優化，可見，人民幣國際化推動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鞏固了對外貿易定價權和話語權，也決定了我國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在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經濟帶來的風險挑戰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由于“不可能三角”的客觀存在，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宏觀經濟與政策帶來新挑戰。

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當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大量的人民幣會被用于國際結算和支付，因此可能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同時，外國資本在中國進行投資和消費，又將在另外一個層次上增加人民幣的供應量，從而使海外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大。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外資進入中國投資消費，也會從另一個層面增加人民幣的供給，加大來自海外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壓力。從國際收支角度來講，人民幣升值對以出口貿易為主的企業沖擊巨大，國外資本流入導致本幣升值，使得進口增加、出口減少，造成經常賬戶逆差，出口減少將導致經濟增長減緩。

影響宏觀調控政策效力。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會明顯增加，其流通數量也會大幅增長。貨幣的國際流動可能引起匯率劇烈波動，投機套利機會由此而生，使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大打折扣，進而制約了宏觀政策的作用力度。加之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性較大，央行很難對市場本身的調控能力進行有效監控，達成預期政策目標變得更加困難。

降低金融市場穩定性。在開放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使得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受到較大影響，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價差將會持續存在，這為跨境套利套匯活動提供了廣泛空間，成為降低我國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同時，伴隨著人民幣跨境交易和離岸市場規模的增長，資本異常流動明顯，這將使我國金融系統產生更多不確定性風險。我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讓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動更為便利，但由于資本具有逐利性質，我國資本市場將會流入大量短期資本，更多國外投機者購買人民幣計價產品。在國內金融市場尚未發展成熟的情況下，快速增加的資產需求可能會導致資產泡沫。儲備貨幣發行國需要不斷創造高收益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來吸引資金的流入，如果發生危機，債務鏈條斷裂、投資者信心塌陷，將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從供給和需求方面分析，如果境外機構對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需求大幅下降，將會對我國金融資產的價格造成較大沖擊。因此在促進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應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體系，規避資本無序流動產生的風險（何平和鐘紅，2014）。

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路徑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著眼于“道”，全面提高國家經濟實力；也要關注“器”，健全金融設施建設，強化金融開放水平，統籌發展與安全。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經濟強則貨幣強。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推動國民經濟長期保持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市場資源是我國目前的巨大優勢，需要不斷強化這個優勢，使其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有力支撐。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國內的市場和資源要素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進行有效配置。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深化改革開放，與此同時，協調財政、貨幣政策，將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提升和量的增長，為人民幣“崛起”保駕護航。

進一步清除體制機制障礙

第一，健全政策支持體系，完善基礎設施安排。為使人民幣結算和計價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中應用更加廣泛，需要優化對跨境投融資、交易結算等基礎制度的設計工作。而就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推動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系統的建設，深入發展數字貨幣以及區塊鏈、云技術，提高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高效性、普及性及安全性，使人民幣跨境支付更加便利。

第二，加速金融市場的制度型開放。擴大外匯和金融市場開放、降低準入程度，為投融資創造更加友好和便利的環境（張禮卿等，2023）。通過增加國內金融市場規模、豐富金融產品種類、創新投融資渠道、提高金融市場流動性以及鞏固金融市場管理，來健全金融市場體系；通過提高金融市場的開放度，構建與國際規則匹配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并在此基礎上穩步實現資本賬戶開放，以穩慎的方式循序漸進擴大外匯市場、衍生品市場以及銀行間市場的開放。

第三，持續推進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健康發展（丁劍平，2022）。完善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的供給機制，既可以通過貿易渠道，也可以通過互換協議、投資協議、主權財富基金等渠道進行投資。豐富并創新人民幣信貸、股權、債券產品，使投資者可以選擇多元化投資及風險對沖工具。增強離岸市場管理，一方面，提高投資離岸金融產品的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暢通離岸人民幣的供給和回流機制；同時，加強對跨境交易和資金流動的監測，保障資本市場的平穩運行。

第四，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在開放背景下，國內外市場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大量短期資本將會頻繁跨境流動，容易發生順周期波動風險，因此需要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控能力、預警能力以及應對短期資本沖擊的能力。此外，鼓勵金融機構優化內部自律機制，實現“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管理體系，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堅持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原則

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需要國家制度、政策作為支撐，但市場的接受度和認可度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在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堅持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原則，指導國內企業充分利用當前制度政策，進一步擴大市場對跨境人民幣的使用范圍。同時，金融機構應主動順應市場趨勢、豐富相關金融服務、完善資金支持體系。如發揮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互補優勢，加快金融與產業資本融入“一帶一路”建設、RCEP及我國參與的多個區域經濟區域一體化之中，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資金支持。

堅持多邊主義，強化國際協調

一國國力的崛起需要與其實力相匹配的貨幣地位，目前我國正在處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亟需提升我國在國際貨幣發行與配置上的話語權與地位，擺脫美元霸權的制約。具體而言，鼓勵人民幣在“一帶一路”、RCEP等相關的境外信貸發展、基礎設施投融資、大宗商品定價和電子商務計價結算等領域的使用，加強與貿易協定國家的貿易、金融合作。這不僅可以突破區域資金融通的瓶頸，而且還能夠通過多邊貿易進行不同層次、不同形式的合作，強化人民幣的“錨定作用”，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分工和區域一體化中的參與度。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發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批準號21&ZD111）階段性成果；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燁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陸長平、楊柳、袁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基于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視角》，《國際貿易》，2022年第5期，第89—96頁。

[2]何平、鐘紅：《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發展效應及其存在的問題》，《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5期，第89—102頁。

[3]張禮卿、陳衛東、肖耿等：《如何進一步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國際經濟評論》，2023年第3期，第38—50頁。

[4]丁劍平：《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理論與實踐》，《世界經濟研究》，2022年第12期，第28—30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