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對“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的強調，凸顯了統籌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這不僅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重要實踐成果、理論成果，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優化中國金融體系結構、探索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基本遵循。要將統籌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作為建設金融強國的底線要求，努力實現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的動態平衡。

統籌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面臨新的挑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呈現出“東升西降”的態勢。全球化邏輯從跨國公司主導、效率和市場原則驅動轉向突出國家色彩、安全考量以及偏離效率原則，出現“去全球化”和“去中國化”逆流，導致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

地緣政治緊張加劇全球經濟金融碎片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金融安全受到更大沖擊。一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通過金融渠道威脅金融穩定。實施金融限制、不確定性增加以及緊張局勢升級引發的跨境信貸減少和投資外流可能會增加銀行的債務展期風險和融資成本。二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通過實體經濟傳導至銀行。供應鏈和商品市場受擾對國內經濟增長和通脹的影響可能會加劇銀行的市場及信用損失，進一步降低其盈利能力。這種壓力可能會削弱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促使它們減少放貸，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步伐。三是金融和實體經濟渠道可能會相互影響，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銀行以及資本水平較低的銀行來說，其總體影響顯著超過平均水平。長期而言，地緣政治緊張導致的金融碎片化加劇還將限制跨境風險分散的可能性，從而擾亂資本流動以及關鍵的經濟和金融市場指標。

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金融碎片化和不穩定性，必然對金融安全造成沖擊。當經濟金融與市場原則為地緣政治和安全考量所替代，市場契約精神以及長期主導全球化進程的市場經濟原則將大打折扣甚至不再有效。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也是統籌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面臨的新挑戰。

在金融發展中體現風險底線和安全考量。金融發展一般包括金融規模、金融深度、金融穩定性三個維度。通過金融發展，可以提升金融體系效率與金融治理能力，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以及金融國際競爭力。過去講金融發展缺少風險底線和安全考量，因此更注重“量”的擴張而不是“質”的提升。而過快的金融擴張反而可能走向金融發展的反面，帶來風險，有損安全。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引發了發達經濟體對其金融部門過度擴張的反思，一度掀起了金融“瘦身”運動。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偏高，甚至超過一些發達經濟體。金融發展不能局限于規模即“量”的擴張，更應體現在效能即“質”的提升。要通過金融體系結構的優化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尤其是充分發揮金融在風險定價和風險配置上的功能，推動金融支持科技創新，強化金融監管，增強金融體系韌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以金融高質量發展促進金融安全。

風險定價及風險配置可以說是金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然而，風險定價功能的缺失和風險配置功能障礙，卻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由于政府在風險定價與風險配置中的較多干預，限制了金融體系功能的正常發揮，妨礙了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才使得大量的金融（信貸）資源流向了公共部門。同時，也使得金融風險向公共部門集中，從而不利于金融安全。因此，繼續推進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破除隱性擔保和兜底幻覺，完善金融在風險定價和風險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健全和強化金融體系功能、推動金融發展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方面。

在金融安全中包容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涉及很多方面，但能夠保障金融安全是其最基礎的要求。如果自身的金融安全都保障不了，還何談金融強國呢？從這個意義上講，統籌好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底線要求和根本遵循。

無論是建設金融強國，還是保障金融安全，根本上是要靠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一是補齊金融基礎設施短板。完善支付清算體系，面對潛在的金融制裁風險，加快推進支付結算手段的多元化；加快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二是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興業；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強與金融自主化發展之間的張力。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數字金融的網絡化特征使得各國金融之間的關聯性和相互依賴性不斷增強，后發國家被中心國家主導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嚴重損害了后發國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擾了后發國家金融發展的自主性。從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在技術和標準方面贏得主動。一方面瞄準硬核技術，在芯片、操作系統等“卡脖子”技術上下功夫；另一方面瞄準規則和標準，積極參與全球金融與數字治理，圍繞全球金融安全網、通用人工智能、跨境金融監管、跨境數據流動、市場準入、反壟斷、數字貨幣、數據隱私保護等重大問題探索建立治理規則，提升中國在金融與數字治理領域的話語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