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我國人口增長發生轉折性重要變化，進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人口發展也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人口負增長雖然會導致勞動力供給和有效需求減少，不利于資本積累、消費需求擴大以及技術創新，給經濟增長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也為綠色發展、共同富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并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契機。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關鍵舉措是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大對人的投資力度，積極開發“人才紅利”，并根據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新趨勢，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和合理分布，優化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空間配置。

關鍵詞:人口負增長 人口高質量發展 人才紅利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人口發展既是經濟發展的手段，也是經濟發展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5月5日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近年來，我國人口增長發生轉折性重要變化，進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如何把握人口負增長階段人口變化的趨勢，正確評估人口負增長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實現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對于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國人口負增長階段的人口變化趨勢

按照人口轉變理論，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營養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生育觀念發生轉變，人口再生產模式將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傳統再生產類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再生產類型轉變。任何國家一旦完成人口轉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將在低位徘徊，人口增長率也將穩定在較低的水平。西方發達國家完成人口轉變，大多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而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雙重力量的作用下，在較短的時間實現了人口再生產模式的轉變，成功控制住人口過快增長態勢。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我國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穩定在較低的水平，基本完成了人口轉變[1][2]。我國人口開始進入負增長通道，人口發展也出現諸多新變化。

低生育水平持續，人口規模趨于縮減

人口增長是人口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還是世界上高生育率的國家之一。1949—1969年，婦女總和生育率（TFR）平均高達5.8。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正式在全國倡導和實行了計劃生育，生育水平開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20年進一步下降到1.3的極低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全國總人口為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這是自1962年以來我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意味著我國人口增長出現轉折性變化，開始進入人口負增長通道。

人口負增長并非人類歷史的新現象，而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實際上，人口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歷史不到300年。但是，歷史上的人口負增長與今天出現的人口負增長具有本質的區別。歷史上的人口負增長主要是因為人口死亡率高，即瘟疫、饑荒和戰爭等人口系統的外生因素所造成的人口銳減，可以稱之為“外生性人口負增長”；今天的人口負增長主要是因為生育率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的生育觀發生轉變，生育率長期處于更替水平之下，最終導致出生人口數量持續下降、人口出現負增長，可以稱之為“內生性人口負增長”。內生性人口負增長趨勢一旦形成，就將成為難以扭轉的長期趨勢。根據聯合國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全球已有38個國家和地區處于人口負增長之中，預計在2022年至2050年期間，全球大約有61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將以1%或以上的速度減少[3]。我國生育率水平如果不能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負增長將會持續下去。據陳衛的中等方案預測，中國人口到2035年、2050年將分別下降到13.88億、13.11億，這意味著從目前到2050年，中國人口將減少1億[4]。聯合國人口司中等方案的預測也表明，中國人口到2035年將下降至13.99億，到2050年將下降至13.12億[5]。

少子化、老齡化趨勢明顯，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

我國在實現人口再生產模式的轉變后，生育水平將維持在較低水平，人們的營養健康狀況不斷改善，人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形成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穩定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數比2016年減少830萬人，生育堆積效應已消退，人口數自2017年已經連續6年下降，少子化趨勢明顯。與此同時，隨著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從2010年開始陸續進入老年，我國已經進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時期，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0.88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6.96%，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到20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增長到1.91億人，已占總人口的13.50%。另據民政部公布的《2022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截至2022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8004萬人，占總人口的19.8%；全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0978萬人，占總人口的14.9%。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已經不可逆轉地向老齡化方向發展，人口老齡化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常態。

人口素質持續提高，人力資源質量顯著改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文化素質差，全國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在此之前，教育和科技水平更是落后。1912年到1948年，我國累計的大學畢業生只有21萬人，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計18.5萬人，只占全國5.4億人的0.034%，全國科技人員不足5萬人，相當于就業總人數的0.028%，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不足500人[6]。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人的現代化視為現代化的本質與核心，高度重視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著力提高國民和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大批優秀人才，我國人力資源質量顯著改善。2022年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8.2歲，嬰兒死亡率在2021年下降至5.0‰，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到2020年達到15467人。龐大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科技創新實力從落后、跟跑逐步邁向并跑、領跑的水平，整體上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人口流動活躍，區域人口增減分化明顯

活躍的人口流動是經濟社會活力的指示器，是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必要條件。1982—2020年期間，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增長了3.69億人，年均增長900多萬人，到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已達3.76億人。這些流動人口在發展機會的驅動下，不斷聚集到經濟活力和吸引力強的地區，導致人口聚集與收縮區域并存，城鄉間、區域間人口分布的極化現象愈發明顯。許多農村勞動力受城鎮更多發展機會、更高收入的驅動，紛紛進城務工經商。2010—2020年期間，我國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由49.68%提高到63.89%，城鎮人口數量由6.65億左右增長到9億左右，增加了2.35億左右。大城市常住人口普遍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2022年我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增長到10個，而在有數據可查的全國2700余個縣區中，常住人口減少的有近1500個。分區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依靠優越的區位優勢以及國家的政策支持，經濟飛速發展、就業機會增多、公共服務不斷完善，對勞動力需求旺盛，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和勞動力流入；與之相對的，則是東北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區出現勞動力持續流失、人口收縮的現象，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趨勢日益明顯。

人口負增長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對于人口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主流的觀點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20世紀人口爆炸的時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遵循馬爾薩斯主義的思路，普遍對人口過快增長表現出擔憂。他們認為，在一個資源有限、技術進步緩慢的世界里，糧食生產很快就會被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所淹沒，人均食物供給和人均收入只能在短期內得到提高，難以持續提高。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長會引發貧困、饑荒和戰爭等社會問題和沖突，吞噬經濟增長的成果。然而，隨著低生育率和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來臨，許多經濟學家又為人口負增長可能產生的后果而憂慮。許多人認為在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后，勞動力供給會減少，有效需求下降，從而影響資本積累、消費需求擴大以及技術創新，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早在1937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在題為“人口下降的經濟后果”的講座中提出，人口下降將導致有效需求水平降低，總儲蓄降低，資本積累減少，失業率升高。他還指出，人們在鎖住人口快速增長的“馬爾薩斯魔鬼”時，如果粗心大意，應對不當，則會面臨失業這個更棘手的“魔鬼”，這將給經濟增長帶來災難性后果[7]。同時代的美國經濟學家漢森（Hansen）也對人口增長停滯或下降的后果表示了同樣的擔憂，他認為人口增長停滯會減少消費，造成產出過剩、投資需求不足、就業不足等現象，并最終導致經濟陷入長期停滯[8]。

實際上，人口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互饋作用機制。在人口的各種變量（如人口規模、出生率、死亡率、城市人口比例等）與經濟的各種變量（如人均收入、有效需求、人均擁有的資源等）之間，同時存在著消極與積極的聯系。也就是說，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既可能陷入惡性循環之中，也可能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同樣，人口負增長雖然會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人口負增長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挑戰

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后，不僅勞動力規模會減少，而且還帶來了少子化、老齡化等人口結構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影響勞動力供給、資本積累、消費需求擴大以及技術創新，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

首先，人口負增長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也不利于資本的積累。在總人口開始負增長之后，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趨勢將會進一步加速，這將從根本上減少勞動力的供給，導致我國生產性人口減少，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據統計，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在2011年前后達到峰值，之后持續減少，到2022年末已經降至8.76億人。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供給減少，將引發企業用工成本攀升，制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提高。而且，在人口負增長背景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全社會養老負擔日益加重，不僅危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還將對儲蓄和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增加儲蓄，積累資本，甚至可能使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

其次，人口負增長會導致有效需求減少，也不利于創新能力提升。人口是形成消費需求的基礎。人口持續增長，可以為產業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為勞動分工演進創造條件，從而提高生產力。相反，人口數量大幅持續下降不僅會限制消費需求的擴大，也更容易使投資者信心不足，對經濟發展產生悲觀預期，進而減少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使生產過剩的問題難以解決，最終可能導致更少的資本積累和更高的失業率。尤其是少子化和老齡化會對住宅建設投資產生最為直接的沖擊，進而波及市政公共設施、必需消費品的生產投資等其他領域，抑制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影響經濟增長。此外，人口負增長也會對創新能力提高產生不利影響。許多學者相信，人口越多，聰明的“人腦”也越多，創新能力就越強。在人口負增長階段，人力資源減少將對創新能力產生直接負面影響，因為“更少的人意味著更少的天才”。更重要的是，在人口負增長階段，年輕人數量相對減少，老年人數量相對增加，將導致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力和能力減弱[9]。這不僅是因為個人的創新能力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退，而且還因為老年人通常來說更難以適應新技術、新產品，也更不愿意嘗試新技術和新產品。人口負增長且不斷老齡化的社會將妨礙技術創新和擴散之間形成良性循環，減慢技術進步的速度，對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以及新產業的成長產生不良影響，最終給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帶來挑戰。

人口負增長給我國高質量發展創造新機遇

人口負增長給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在人口規模減少的同時收入持續增加的事實證明，人口負增長與經濟持續增長是可以共存的。技術進步既打破了人口增長的悲觀前景，也將打破人口負增長的悲觀預言。實際上，如果應對措施得當，人口負增長可以成為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邁上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首先，人口負增長倒逼我國邁上創新和開放之路。在人口負增長、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背景下，要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就必須通過創新來提高生產率，這將推動我國邁上創新和開放之路。許多人口規模小或者人口負增長的國家和地區，通過培育和引進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加快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步伐，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這些實踐表明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和廣泛應用能夠消除勞動力供給不足的負面影響，通過擴大國際投資和貿易，也能有效緩解由于人口數量急劇下降帶來的國內市場需求減少和投資不足等不良影響。簡言之，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在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通過創新和開放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其次，人口負增長能為綠色發展、共同富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在既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上，人口數量的增加以及消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從而使經濟增長面臨更嚴峻的資源與環境約束。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口增長是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的主要威脅，如果人口過多，即使是最先進的技術也難以防止環境退化[10]。在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后，基于人口數量減少和人口密度降低，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需求得到遏制，能夠讓更多的生態空間留給海洋、森林和沼澤，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恢復和保護，真正實現綠色發展。總體而言，更小的人口規模，更低的人口密度，更有利于形成更綠色、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使人們過上更舒適、更健康的生活。有學者研究了64個國家的人口壓力對森林砍伐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降低人口增長率是減少森林砍伐的最佳方法[11]。另外，在人口負增長階段，人口減少，人均資本存量增加，更有利于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提高生活品質。政府也更有條件去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優化社會結構，促進共同富裕。特別是在面臨土地和資源壓力的情況下，人口增長放緩可以更好保障居民的住房和食品等基本生活資料的供給，增加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機會，進一步減少貧困，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

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對策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斷，為我國未來人口發展戰略與人口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人口高質量發展并不僅僅指提高人口質量，而是承襲著人口均衡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人口安全等概念，是人口均衡發展理念的升級，是指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實現人口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發展，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關鍵舉措是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通過加大教育、培訓和健康等關于人的投資力度，提高人民群眾的知識技能、健康水平、道德品質和文化素質，積極開發“人才紅利”，推動我國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并根據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新趨勢，進一步優化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空間配置。

積極落實好國家優化生育的政策，穩定適度生育水平

穩定適度生育水平，是延緩人口老齡化過快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適時作出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大決策。當前，各級政府要積極貫徹和落實好國家最新的生育政策，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顯著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切實解決育齡夫婦的后顧之憂，幫助人們將生育意愿轉化為實際的生育行為，重點解決年輕人“不敢生、不愿生”的問題，使生育率穩定在適度區間，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加大對人的投資，積極開發“人才紅利”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里，我國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人口數量多、勞動力資源豐裕的優勢，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技術創新、要素效率提升來實現，而不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來實現，這意味著要從過去的“汗水經濟”轉向“智慧經濟”，人口發展策略也必須從利用“人口紅利”向開發“人才紅利”轉變。開發人口二次紅利，關鍵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讓每個人雙手創造出的財富超過自身消耗的資源，化人口減少壓力為發展動力，使人口紅利由“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

首先，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戰略，著力提高人口和勞動力整體素質。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北京師范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各級政府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加快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扎實推動教育數字化，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

其次，要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2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人才是創新的根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誰擁有一流的創新人才，誰就擁有了科技創新的優勢和主導權。”我國要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進一步改革人才評價機制、健全海外人才引進機制、完善人才流動配置機制，營造人才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涌流的新氣象。多措并舉吸引集聚各類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創業，以制度型開放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在開放中優化人才資源配置，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

再次，要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高國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我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始終“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積極推進全民健身行動，打造綠色安全的健康環境，全方位、全周期維護人民健康，顯著改善人民健康公平。大力實施健康老齡化規劃，努力縮短帶病生存期，延長健康預期壽命，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抓住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機遇，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

如前所述，在總人口開始負增長之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將會呈現加速下降趨勢。許多人擔心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供給減少，將引發企業用工成本攀升，削弱產業競爭力，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實際上，隨著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許多崗位已經被機器人替代，勞動力供給減少給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會伴隨技術進步得到有效緩解。新技術還會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并引起就業結構轉變，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增加，而低技能勞動力需求減少，倒逼勞動力質量提升。我國一方面要抓住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機遇，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另一方面要大力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進一步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推動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讓更多勞動者從低勞動生產率、低工資、高勞動強度的崗位轉到工作穩定性強、勞動報酬好、生產率高、勞動關系較和諧的崗位，不斷提高就業水平和就業質量。

把握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新趨勢，優化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空間配置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大部分私人產品已經由短缺轉變為過剩，但許多類型的公共產品如教育、醫療、養老等仍面臨供給不足的問題。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人們對于優質的教育、清潔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健康的身體、豐富的文藝等公共產品的需求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補上公共產品供給的短板，也是解決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舉措。在人口負增長階段，人均資本和資源存量增加，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品質改善創造了更大的空間。目前我國正處在人口和經濟活動空間布局大調整的時期，城鄉和地區之間人口流動活躍，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趨勢明顯。在配置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時，要把握好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新趨勢，前瞻性地規劃和配置好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公共產品的類型和水平，以更好地實現人口與公共產品的空間匹配。過去在人口不斷增長的背景下，許多城市對基礎設施進行適度超前的規劃和建設是合適的，因為即便短期內基礎設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后來隨著人口和需求增長，基礎設施閑置問題也會很快得到解決。然而，在人口進入負增長通道后，依靠未來需求增長消除供給過剩的機會變少，這要求我們在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精準。簡言之，要把人口作為配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基本依據，做好人口發展規劃，并把人口發展規劃落實到各項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和決策之中。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的人口再生產模式及其對社會經濟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0ARK006）的階段性成果；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高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于學軍：《中國進入“后人口轉變”時期》，《中國人口科學》，2000年第2期，第8—15頁。

[2]原新：《中國人口轉變及未來人口變動趨勢推演》，《中國人口科學》，2000年第1期，第40—42頁。

[3][5]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R]. New York, 202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2022.

[4]陳衛：《中國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趨勢預測》，《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5期，第133—144頁。

[6]李玲、李明強：《人力資本、經濟奇跡與中國模式》，《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63—71頁。

[7]Keynes J M. Som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8, Vol.4, No.3, pp.517-523.

[8]Hansen A H.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9, Vol.29, No.1, pp.1-15.

[9]Liang J, Wang H, Lazear E. 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Vol.126, pp.140-196.

[10]Ehrlich P R and John P. Holdren.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J]. Science, 1971, Vol.171, No.3977, pp.1212- 1217.

[11]Cropper M and Griffiths C. The Interac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Vol.84, No.2, pp.250-254.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