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規律性認識，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時代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取得的突破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生動體現。在兩者的深度互動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凝煉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理念，全景式展現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中蘊含的宇宙觀、發展觀、天下觀和道德觀，這對深刻理解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生態治理的話語建構，加快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第二個結合” 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治理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簡稱“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觀這一魂脈為指導，從中華5000多年歷史文化的根脈中汲取營養，在兩者的同頻共振、深度互動中得到落實與升華，創造性凝煉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理念，全景式展現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中蘊含的宇宙觀、發展觀、天下觀和道德觀，這對深刻理解新時代生態治理的話語建構，加快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值。

孕育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宇宙觀

宇宙觀是人們看待宇宙的總的觀點和看法，內容主要包括如何正確看待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生態文明建設的宇宙觀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辯證觀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蘊的“天人合一”理念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而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

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看，人類的歷史從一開始就體現為自然史和社會史的內在統一，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促進人類歷史或文明歷史不斷過渡到新的更高的社會形態。第一，自然界具有客觀實在性。馬克思指出：“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1]換句話說，植物、動物等的客觀物質是自然界提供給人類的生活資料，是作為自然產品形式出現的人的實踐關系對象化，在此意義上，人以“自然人”的生態要素存在于自然界中，毋容置疑地成為“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自然界是“人化”了的現實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考察人類歷史，第一個需要確認的是，這些個體的血肉組織及他們與其他自然（地質條件、山岳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等）的聯系，而且，任何一部歷史記載的都應當是這些自然界的根基和因人類行為發生的更迭[2]。以人類歷史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置于一定的社會歷史場域，充分論證了自文明時代起，自然界已不再是原始狀態的、并未開化的單純生物學意義上的純粹“自然”，而是文明基礎上的“人化自然”，具有社會歷史性的基本特征。第三，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生態辯證觀主張用全面的、聯系的觀點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人依賴于自然界，通過對植物、動物、光等自然物質的加工改造，維持自身的生命體征；另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界不斷進行改造，“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3]。這種支配是在尊重自然發展規律前提下的支配，而不是“征服者統治異族人”式的粗暴戮殺，否則自然界就會對人類施以“報復”。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被視為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關于人與自然兩者關系的核心理念，影響廣泛而深遠。《周易·文言傳》有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體現了世間萬物是一個整體，密不可分。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天時、地利、人和”，意在告訴人們要尊重自然，按自然運行的規律辦事，不能一味索取。老子從人類存亡和自然永續發展的角度，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的辯證之道，強調人與自然是一個內在圍繞自然運行法則循環往復演進的有機生命體，闡明天、地、人之間共存共生的樸素觀念。董仲舒將天地人融合一具，形象地比喻道：“天地人，萬物之本也。……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佛教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將天地人視為同根同宗，向世人傳授人與自然應和諧共生之法度。此外，周敦頤的“太極人級”論、張載的“民胞物與”論、程顥和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孫奇逢的“天人一體”論等，無不將天地人作為自然運存的生動法則，普遍認為只有將三者有機統一起來，才能真正達到應然狀態下“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把馬克思主義生態辯證觀同“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相結合，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新時代我國推進生態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遵循。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遵守自然運行規律，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面對我國在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把“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把“建設美麗中國”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目標，通過一系列務實有效的政策、堅強有力的制度和實實在在的舉措，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由重點整治到系統治理的重大轉變、由被動應對到主動作為的重大轉變、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由實踐探索到科學理論指導的重大轉變。經過新時代十年的不懈奮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展示出“萬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的壯美畫卷，成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顯著標志。

涵養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觀

發展觀是人們在一定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關于社會發展的主要看法和觀點，其中主要包括推進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推進發展等基本問題。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這一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生態發展觀為根本指導，厚植中華民族“天材利多”的發展理念，在兩者的有機融合中創造性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規律，有效破除了保護生態和發展經濟是矛盾對立的錯誤認識，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發展與保護并重的實踐路徑。

馬克思主義生態發展觀將勞動作為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樞紐，強調人的身體主要分為有機身體和無機身體，而自然界就是人的無機身體。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的物質交換過程通過一定的勞動加以實現，但勞動并非創造一切財富的源泉，因為自然界和勞動具備同等的“使用價值”，“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4]，從而促進人的自我發展和自然的物質屬性轉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觀照當時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沒有脫離了自然界存在的“人”，也沒有單純脫離人類勞動的自然界。依據當時的情況，資本主義勞動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推動資本主義制度不斷向前發展，人與自然理應實現共同進步，但事實上卻出現了作為人的無機身體的自然界被人類肆意索取破壞，呈現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隨著以利潤追逐和資本增殖為目的的資本無序生產和盲目擴張，資本日益成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5]，隨意支配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正因為此，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先進的共產主義社會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6]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實現“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的共產主義，真正解決人與自然存在的矛盾。

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天材利多”的發展理念備受古人推崇，尤其是我國曾長期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中，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早在西周時期，古人就懂得自然資源即價值的道理，談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禮記·曲禮》），提出“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禮記·祭法》），高度認可山川草木對人類的價值。《淮南子·本經訓》則發出了破壞自然的警醒——“焚林而獵，燒燎大木，……山無峻干，林無柘梓，……一足以亡天下矣”。由此可見，古人不僅重視自然資源本身具備的價值，還以毀壞生態環境的實踐后果啟示后人，應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合理開發自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價值旨歸，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生態發展觀同中國傳統生態理念相結合，創造性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系統解決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看似矛盾的“兩難”問題。一方面，“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要看到綠水青山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決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7]為了發展經濟而對生態環境采取竭澤而漁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放棄發展經濟的做法無異于緣木求魚。要堅持發展與保護的有機統一，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不能將兩者孤立起來，更不能對立起來。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環境的支撐作用愈發明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走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歐美式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須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不斷培塑新業態、新動能、新優勢，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盡可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大幅減少環境污染排放，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和有效支撐。

成就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天下觀

天下觀主要指的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的看法和觀點。中國共產黨將整個世界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認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主要源于馬克思主義生態整體觀和“和合文化”的思維觀念。

馬克思主義生態整體觀認為，世界處于一個循環往復的系統中，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一方面，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人不僅依賴于自然界生活，而且通過自己的意志將自然界改造為符合自身發展的狀態，一旦自然界遭到破壞，人自身的生命運動就有可能出現裂變，甚至會喪失生存的物質根基。另一方面，自然界各要素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整體。恩格斯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8]自然界是“過程的集合體”，各要素之間并不是靜止的，而是在彼此相互制約的過程中達到的一種平衡狀態，這種平衡是相對的，一切以地點、時間、條件為轉移。換句話說，自然界的一切處于運動變化中，彼此相互制衡，沒有不運動、孤立的自然界，人與自然的關系亦是如此。

“和合文化”是中華人文精神的精華，是中華民族一種內在的精神特質，也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在這個思維體系中，人與人和睦相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世界融為一體?？梢钥吹剑腥A民族自古以來就將整個世界作為和合共生的“一家”，家國同構，家國同在，家國一脈。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例，《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思是說，達到中和，天地才能各歸其位，萬物才能孕育生長。這里將“中和”居于天地萬物之前，既是系統的始端，又是系統的末端，闡明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脈絡。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認為世間萬物具有陰陽兩極，兩者互相制約，基礎在和。荀子進一步揭示了人與自然動態平衡的關系，強化了“和”之于萬事萬物的重要意義。他指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意指萬事萬物都因各自和氣得以生存，在滋養中成就自身。這種“和氣”實質上指的就是客觀規律，人與自然只有互相依存、互相成就，在動態平衡中才能實現和氣。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有數千年“和合文化”的浸潤，中華民族才能在正確看待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積蓄動力和優勢，不僅順應了天時地利，也發展壯大了人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人與自然看作整體，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生態整體觀同“和合文化”的思想理念相結合，創造性提出“生命共同體”的精神標識，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和全球生態治理指明了方向。第一，自然界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是生命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鏈條。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9]為了維持好這個基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按照生態系統整體性思維，加快對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重點生態區的系統保護和修復，科學規劃建設自然保護地體系，持續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綜合治理，多措并舉開展綠化養護工作，積極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讓各生態要素“休養生息”，真正做到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的和合統一。第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當人類對大自然保持友好的態度時，大自然會以無形的財富饋贈人類；當人類對大自然采取粗暴的方式時，大自然會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報復人類。我們黨本著對子孫萬代負責的態度，將美麗中國建設作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第三，整個地球是生命共同體。“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10]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世界各國在生態系統中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歷史上，古埃及、古巴比倫因土地荒漠化而衰落，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等地的居民因過分開墾土地而曾落得無家可歸的下場?，F實中，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蔓延、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資源短缺、水資源污染嚴重、大氣污染嚴重、固體廢棄物成災等環境問題日益凸現。世界各國迫切需要扛起共同保衛家園的責任，一起應對生態環境挑戰。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始終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主張消除現實社會存在的文化壁壘，致力于推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通過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高效落實“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行動計劃推進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著力推進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增強生態治理底色等舉措，為建設清潔美麗世界作出了中國貢獻。

厚植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道德觀

道德觀是歷史上變化和發展的道德關系在思想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的集中體現，反映了個體與個體、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準則。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生態文明建設的道德觀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實踐觀為底本，在充分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儉以養德”的精神內核中生成并不斷發展。

注重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實踐觀的一大突出標志。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11]馬克思主義生態實踐觀主要指向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勞動這種實踐活動是正確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的密鑰，離開了實踐這一根本原則的人與自然的活動是抽象空洞的。第二，人在自然界中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區別于一般動物的最顯著的特征是人可以通過勞動獲得自己意識之中的應然之物。正因為此，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中總結出自然運行規律，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出良好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實踐觀超越舊哲學家生態觀的標志所在。第三，在消滅造成嚴重生態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人與人相統一的復歸。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貪婪地攫取剩余價值的行徑嚴重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環境，只有通過“革命的實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生態頑疾，而實踐的關鍵就在于，將全體無產者聯合起來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與自然界的有機統一促使人與人和諧關系的復歸，無產階級以生態解放促推人的解放，使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成為可能。

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儉以養德”的道德品質。《論語》中談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意思是孔子只用釣竿釣魚而不用大的漁網捕魚，不射殺正在巢中休息的鳥類。在物質匱乏時代，古人節制欲望，取之有度，反映了對動物生命的愛惜和對大自然的敬重。同時，他還提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認為天時在萬事萬物中居于首位，是萬事萬物的起源。曾子認為山林植被動物等生長繁衍都有各自的發展規律，理應“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禮記·祭義》），不能破壞“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禮記·曲禮》）的內在規定。老子則告誡人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道德經·第四十四章》），學會適可而止、知足常樂，這樣才能長久生存。墨子作為墨家學說的創始人，主張“兼愛”“非攻”“節欲”“節用”等，告訴人們勤儉節約對于個人發展、社會進步、自然和諧的益處。佛教認為，想要成佛入道，必須力戒“煩惱”，消除“貪嗔癡”，修行般若智慧，方能“識見本性”，立地成佛。總之，中國古代各家都強調“物極必反”的規律，主張養成“取之有節、用之有度”的德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生態實踐觀同“儉以養德”的道德品質相結合，形成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節約優先”的道德觀。第一，在頂層設計上，將綠色低碳發展作為治本之策，相繼出臺《關于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法規政策體系的意見》《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關于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等政策法規；持續加強生態保護修復監管，做到全方位、全鏈條、全覆蓋，充分發揮制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長遠性、基礎性作用。第二，在生產方式上，積極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提質增效。一方面，狠抓科學技術攻關，通過使用高新技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并淘汰落后產能，降低生產、物流等成本；另一方面，加快建設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以綠色低碳技術推進科技創新，不斷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第三，在生活方式上，倡導節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營造良好社會氛圍，推動生活結構綠色轉型升級。第四，在管理方式上，引導黨政機關樹立“過緊日子”意識，把資金更多用于改善民生福祉和加強生態治理等方面，為文明建設提供堅實保障。

【本文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洪鈺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第500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頁、第161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頁、第23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8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頁。

[7]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63頁。

[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3頁。

[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74頁。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