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數據與算法、算力作為質優的創新型要素，優化其配置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一環。在優化要素配置過程中，數據流通、算法開發與算力協同都離不開法治的支撐，同時，整體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從實踐出發，良法善治在消除和打通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痛點方面能發揮積極作用，以促進新型生產關系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為此，需在法治框架下健全數據基礎制度，推動數據要素有序開放流通，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體系和算力協同機制，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質優生態。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數據流通 算法規制 算力協同 良法善治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10

【作者簡介】陳兵，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南開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競爭法學、數據法學、人工智能法學。主要著作有《數字經濟時代法治觀瀾》《新基建與數據治理法治化》《法治推進下的數字經濟規范發展》《數字經濟多維治理的邏輯闡發》《人工智能發展的競爭法治保障》等。

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對“新質生產力”概念進行了詳細闡釋，“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202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國務院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中2024年政府工作任務的第一項就是“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此背景下，“新質生產力”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如何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成為一個亟待厘清的重要問題。

法治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邏輯闡發

生產力是人們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其構成包括人的因素、物的因素，還包括科技和生產中的生產組織方式。[1]而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生產力，是生產力質的躍遷，具有所涉領域新、技術含量高、依靠創新驅動等特征。[2]可以認為，生產力是勞動者、生產資料、生產對象的有機結合，新質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演進方向，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對勞動者、生產資料、生產對象進行科技賦能，引領創造發展動能。

具體而言，可從兩個維度探析新質生產力的內涵。一是在要素上，新質生產力所涉及的要素范圍和種類有了發展，伴隨著經濟社會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可以更好地賦能傳統生產力改造升級，同時，數據要素還賦能生產力與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實現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3]二是在產業形態上，要素組合的變化會帶來產業形態的相應轉變，我國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積極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等均是對這種情形的回應，新質生產力通過發展新興產業，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實現生產力的質的飛躍。[4]

與此同時，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對于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一方面，有利于消除地區間市場壁壘，促進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往往涉及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相關產業發展需要高效的資源配置，這就需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和應用場景，在制度層面確保各種創新要素高效集聚和配置，從而有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創新。

“法治”作為一種治理理念，其核心在于通過法律規范來調整社會關系、解決矛盾、維護秩序。[5]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法治具有基礎性作用，要求通過法律來確保產權明晰、交易安全、公平競爭，做到對合法權益的保護。同時，通過法律規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限制政府不當干預，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穩定、公正、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從而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6]總體而言，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有利于促進和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綜上，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不斷優化要素配置，消除和打通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痛點堵點。譬如，數據開發開放不足、人工智能算法可靠度不高、營商環境有待完善等。這就需要通過不斷優化關涉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要素有序有效流通、產權保護、市場公平有序競爭等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促進新型生產關系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

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面臨的法治任務

法治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然而，當前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對現有的法治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新質生產力發展產生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的新型生產要素及其生產關系、帶來的產業變革升級等具有高度復雜性和快速迭代性。在這一背景下，法律制度的相對滯后更加凸顯，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法治運行都需要及時調適，[7]平衡好激勵創新發展與防止科技濫用之間的關系，統籌好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之間的動態平衡。既要保護國家和公眾利益，又要激勵科技創新，這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亟需回應的法治挑戰。

數據要素科學流通亟需法治支撐。從要素維度來看，新質生產力是新一輪科技與產業變革演進形成的新生產力形態，主要依靠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與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融合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打破依靠資本、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的大量投入驅動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數據要素通過自身作用及與其他生產要素融合發生作用，并融入生產、流通、消費、分配等社會生產過程，催生新的勞動資料、孕育新的勞動對象、創造新的勞動力，進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8]可以說，數據要素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2023年12月發布的《“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中也明確強調了數據要素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

然而，目前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還不夠完善，從理論到實踐還面臨著諸多難題。特別在數據產權、流通使用、安全合規、收益分配等基礎制度方面，相關制度如何具體落地實施仍在探索階段，這就導致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范圍與效果十分有限。數據流通存在障礙、數據資源無法充分使用、數據要素收益難以得到公平合理分配，都制約了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環節的實際應用，無法充分發揮數據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果，使得數據賦能的乘數效應難以實現，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而言，當前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在三個方面存在堵點。

一是數據產權實際配置還不清晰。根據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現實世界中（TC>0），由于交易成本存在，產權初始分配狀態不可能通過無成本的交易向最優狀態變化，產權的初始界定必然對經濟產生影響。[9]因此，如果產權界定不明確，將導致數據要素的使用、收益等核心權益難以界定，影響數據資源市場化配置效率，導致數據資源浪費。

二是數據流通使用存在障礙。數據流通使用是激活數據要素價值的關鍵所在，然而，當前由于場內交易存在技術標準不統一、數據格式不兼容、數據共享和開放程度不足等問題，場外交易存在數據安全保護機制不健全、個人信息數據采集與泄漏風險等，極大阻礙了數據流通效率，限制了數據要素的共享、使用，降低了數據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效率，集中表現為數據要素在地區、部門、行業間的流通不通暢。中國華東、華南地區現階段的數據要素市場建設規模與數量都顯著領先于東北與西部地區，全國數據交易市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較為突出。[10]各地區與部門建立的地方性數據交易平臺在交易過程中采用的數據標準、交易規則不同，數據要素在不同地區或平臺之間的流通交易存在障礙。同時，眾多數據資源分散在不同行業，行業間的數字化水平差異導致產生數據壁壘，阻礙數據價值發掘。上述問題將影響與數字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

三是數據開發開放不足。當前各類數據尤其是公共數據的開放共享機制不健全。雖然，政府持有大量有價值的公共數據，但是，由于這些數據可能包含個人敏感信息、政務涉密數據等不宜公開的信息，且目前尚未健全公共數據共享機制，導致那些可以經過匿名化、脫敏化處理后的具有潛在價值的公共數據大多處于“閑置”狀態，無法有效地向市場進行供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共數據開放程度低，開放數據質量不高、更新不及時、數據價值低、可讀性差等問題，難以滿足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需求。特別是在數據產權制度未明確的情況下，若要推動數據開放共享，很可能會出現成本與收益、權益與責任分配不均的現象。對于為數據采集和加工付出大量技術和資金投入的企業而言，缺少數據產權制度會致使擁有大量高質量數據的企業不愿意開放共享數據。

算法規制與算力協同亟需法治推進。從產業維度看，大力培育新質生產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其關鍵要求就是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新質生產力依托于科技創新，尤其是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推動產業從低效高耗的傳統模式向高效綠色的新型產業形態轉變。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作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將進一步釋放歷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積蓄的巨大能量，并創造新的強大引擎，有助于重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各環節?？梢钥隙ǖ刂v，人工智能已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

人工智能創新發展離不開數據、算法、算力三大要素。然而，當前阻礙人工智能健康持續發展的瓶頸在于數據基礎制度不健全、人工智能算法法律規制體系不健全、支持算力協同相關法律政策未落實。數據基礎制度問題如前所述，而在人工智能算法及算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則集中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算法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可能會導致人工智能發展出現不確定性風險，從而抑制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近年來，人工智能算法不斷迭代，算法技術及應用的隱蔽性、復雜性愈發顯現，生成的認知結果超越了一般大眾所能理解的范圍。由此，“算法黑箱”現象日益突出，信息不對稱性加深了算法的不透明度與不可理解性，并引發了諸如泄露隱私風險、算法歧視風險、倫理風險等一系列不確定性挑戰。[11]我國圍繞人工智能的數據、算法等核心要素以及人工智能整體應用，在法律層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以及多部細分領域行政管理規范，譬如，《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同時，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相關法規系統性、協同性不足的問題也日益凸顯?，F階段，有關人工智能算法的法規與政策分散于多個領域、多個產業，缺乏立法層級較高、具有統轄性質的立法，現有的較為碎片化且法律層級較低的制度規則既不利于監管部門的有效執法，也不利于企業自我合規。

二是算力作為數據與算法深度融合并發揮效能的基礎，是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的代表之一?！秷蟾妗访鞔_提出要“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加快形成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然而，算力資源的科學合理分配問題仍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近年來，我國算力穩步增長，基礎設施算力規模達到18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12]但隨著人工智能相關技術和產業的發展，以及算力需求的不斷增長，我國算力發展面臨一些新的挑戰。一方面，我國算力資源存在分布不均問題，導致實際使用過程中供給結構與用戶對算力真實需求之間存在失衡與錯配，造成一定程度的算力閑置和浪費；另一方面，算力供給的水平與日益增長的高質量算力需求不能有效匹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現，許多行業對于高質量算力供給有了更高要求，但卻難以獲得足夠算力資源來支持其應用和發展。[13]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亟需法治保障。新質生產力的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尤其是需要與之匹配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運行機制及相適應的市場環境。而推動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配的新型生產關系的基礎要件之一，就是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好政府作用。然而，現階段我國營商環境仍待優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營商環境市場化還有待提升。主要表現在，一是行政干預過度現象在關涉社會公共服務品供給和基礎要素開放流通的領域時有發生，特別是在經濟下行時期，影響了市場主體自主決策和公平競爭。其危害在于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干擾市場價格信號，使得資源不能按照市場需求和供給進行合理的分配，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錯配，降低市場的總體效率和社會的總體福利。二是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降低了市場公平競爭效能。個別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經濟利益，劃分地域市場，通過限制商品或者服務在地區間流通、阻礙外地經營者參與本地市場競爭等方式，保護本地經營者的利益。這造成了市場的分割和供需失衡，既損害了外地產品生產者的利益，亦損害了本地消費者的利益。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往往源于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市場競爭，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會抑制創新動力，阻礙先進技術、人才和資本的有效結合，從而限制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釋放。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優化營商環境的數字化水平仍待提升。政策環境與政務環境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14]當前我國營商環境的數字化程度不足，無法充分適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一些地方政府在向市場各方主體提供政務服務時，仍存在政務業務數據化和數據業務化程度不高、政務數據互聯互通與開發開放的程度不足等問題。加之我國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地域分割、職能分割、層級分割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數字化統一大市場環境的形成。[15]

第二，營商環境法治化還有待完善。營商環境法治化的意義在于通過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實現法律及政策透明化，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然而，受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不同地區政府實施法律法規會存在一定差異，這就會導致企業在跨區域經營時面臨不同要求和監管環境。區域差異會導致企業在進行跨區域投資和技術轉移時缺乏明確市場預期，特別是對于高科技產業、數字經濟企業，不同監管要求和法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組合，不利于形成創新驅動和新質生產力增長的良好生態，阻礙了新質生產力在全國市場內的有效配置和規?；瘧?。

與此同時，用以優化營商環境的法律制度與政策支持不足。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產業在數據產權保護、要素流通與配置、算法風險治理和算力跨區域協調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與政策缺失，已成為影響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以及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可控的重要因素，不利于新質生產力的培育與發展。

第三，營商環境國際化水平還有待提升。營商環境國際化是指我國擴大對外開放，與國際經濟接軌合作和競爭的制度環境。當前我國面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國際市場需求減少的現實狀況，以及地區沖突升級、西方國家經濟封鎖等現實困難，直接影響著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和供應鏈安全，增加了國際化經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綜上，新質生產力發展依賴于與之相匹配的經濟基礎與市場環境，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是我國充分釋放新質生產力潛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為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堅強法治保障

新質生產力發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要素，通過數據要素賦能勞動者、生產資料與生產對象，引領經濟社會步入新發展階段。這就需要法治聚焦于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完善，解決數據開發開放和流通等瓶頸，順應新質生產力推動的產業形態變革，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產業提供適宜的法治環境。要著力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確保各類質優要素在全國范圍內有序流通與高效配置，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

健全數據基礎制度推動數據要素有序開放流通。健全數據基礎制度推動實現數據要素有序開放流通，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激活要素優化配置的關鍵步驟。對此，需要通過法治化方式來完善數據要素在產權分置、交易流通及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結合數據分類分級促進公共數據開放共享。

第一，完善數據產權制度，健全數據基礎制度。在數據產權制度方面，需要健全基于數據分類分級的確權授權機制。在認可數據處理者對依法依規持有的數據進行自主管控的權益基礎上，基于數據類型和級別，合理界定數據要素各參與方的權限范圍?；跀祿a業鏈、供應鏈中數據價值的生成邏輯以及分工結構，尊重數據處理者的創造性勞動和相關投入，[16]從而推動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的完善。通過數據要素配置方式的創新，以數據要素的優化配置為引領，促使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第二，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數據要素流通，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為此，需要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數據流通交易規范，為全國性數據交易平臺建設與發展提供法律依據。聚焦當前數據交易現實需求，明確數據分類分級標準，規定數據交易平臺準入、數據評估與定價、確權、權益分配、交易交付方式、交易維權救濟等交易立法與規則。建立多層次的國家數據交易市場體系，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的數據交易生態，提供統一數據接口和安全傳輸途徑，推動交易數據有序流通與共享。[17]

第三，健全促進公共數據有序開放的法律制度。為了有序推進公共數據開放，需要從公共數據開放與政務數據共享兩方面展開。一方面，為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可通過構建國家與地方政府協同一體的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并基于數據分類分級管理的原則，按照數據類型明確適用默認授權的數據范圍，可獲得授權的對象、獲得授權的附加要求，默認許可的權限以及豁免條款等，[18]在保障公共數據規范和安全使用的基礎上，適當降低獲取公共數據的難度，并提升授權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在政務數據共享層面，需要構建互聯互通的政務數據共享機制，明確政務數據提供、使用、管理等各相關方的權利和責任，推動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并形成高效運行的工作機制。

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體系和算力協同機制。為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和相關產業創新發展，需要通過法治化的方式，強化對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系統治理，并通過相應的法律政策，為算力協同提供有效的法律政策支持。

其一，在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體系的系統構建層面，政府需要構造體系化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的法律監管框架，以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具體可通過算法分類分級原則厘清算法類型及適用風險等級，為實施算法共謀應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設定提供依據。經由算法分類分級構建不同層次的算法解釋制度，對解釋路徑與精度、解釋時限、解釋瑕疵責任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可以實現社會效益與規制負擔的精細平衡。[19]在法律監管層面，需要探索監管沙盒等多樣化的監管工具，并進一步落實算法備案制度、認證制度等事前、事中監管措施，保障人工智能算法技術的創新能夠實現有序發展。

其二，在人工智能算力協同機制的完善層面，需要通過完善相關法律和政策，為優化算力分配布局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進一步推動全國范圍的數據與算力資源系統運作。我國具有部署一體化算力體系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整合計算能力、網絡運輸、數據存儲等資源，形成一個高效、智能、安全的算力服務體系，以此支持國家的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社會治理需求。譬如，2022年實施的“東數西算”工程，通過優化算力資源地域布局，發揮東部地區數據密集的地域優勢，將東部地區等數據計算密集需求引導到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進行計算處理，發揮西部地區豐富能源資源優勢，[20]通過國家層面的統籌和規劃，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區域協調發展。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質優生態。市場是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素流通與產業配置的核心，優化營商環境旨在實現要素與資源的高效公平配置，這對于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新質生產力而言尤為重要。

首先，依法持續推進營商環境市場化升級。主要包括：一是加快出臺《公平競爭審查條例》。進一步優化審查機制，完善審查標準，增強和提升制度權威，確保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措施不會排除或限制市場競爭，有效地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促進市場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公平競爭，從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協同發展。二是加快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標準指引”。通過標準指引來指導和規范地方政府健全市場制度體系，逐步實現全國范圍內市場制度和規則的標準統一，確保各地區和行業在市場準入、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和社會信用等方面的制度規則一致性，以消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推動公平競爭，為不同地區和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提高市場效率。這將有利于激發市場主體特別是創新型企業的活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三是進一步提升政府數字化服務水平，促進政務服務互聯互通。為此，亟需加快構建數字化、智能化的政府運行新形態，制定、完善促進數字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提升、大數據發展應用等方面的法規制度，持續強化政務服務改革與數字化建設融合發展的制度設計，推動政務數據實現全流程覆蓋、跨地區共享、跨層級開發。

其次，持續強化營商環境法治建設。主要包括：一是規范地方政府法律實施行為。目前，各地區地方政府應系統清理與國家現行法律規范不一致的政策文件，建立健全地方法律監督機制和評估體系，確保法律法規在全國范圍內有效貫徹執行。在市場準入、審批許可、經營運行等方面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包括深化綜合監管改革，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防止任性執法和過度處罰，提升執法透明度和公正性。讓企業在投資、創新和經營活動中有更強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激勵社會資本投入到新質生產力發展領域。二是深入推進公平競爭審查制度見實效，堅持頂層政策設計與實踐剛性約束有效結合，打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確保各項法律法規之間的統籌協調和彼此融通，[21]為新質生產力提供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三是強化標準引領，通過標準來指導和規范地方政府健全市場制度體系，逐步實現全國范圍內市場制度和規則的標準統一，確保各地區和行業在要素流通、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和社會信用等方面的制度規則一致性，消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為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提高市場效率。四是加快制定和完善數據基礎制度，優化要素流通場景，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算法治理體系，優化安全可控環境，構建算力跨區域協調機制，優化要素分配供給效能，讓各類創新型優質要素加快向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匯聚，提升相關的法律制度供給與產業政策支持。

最后，需要逐步完善我國涉外法治建設，提升營商環境國際化水平。涉外法治建設對于我國的對外開放至關重要，涉外法律體系建設和完善有助于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人才，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更為開放、透明、公平的國際營商環境。這不僅能促進國內外資源的有效整合，也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相關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要加強對我國法律域外適用研究，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保障國內發展與促進對外開放，確保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設相互銜接、統籌聯動、系統集成，為企業和公民在涉外法律方面提供法律保障。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知識產權、數據安全等方面法律法規的科學適用尤為重要，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有助于在國際合作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時，還需重視和加強國際合作，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開展合作，共同制定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提高我國在國際法治建設中的話語權。

（本文系2023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大課題“數據權益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問題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全球數據競爭中人權基準的考量與促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ZGFYZDKT202317-03、19JJD820009）

注釋

[1]馬昀、衛興華：《用唯物史觀科學把握生產力的歷史作用》，《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2]韓喜平、馬麗娟：《新質生產力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當代經濟研究》，2024年第2期。

[3]周文、葉蕾：《新質生產力與數字經濟》，《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4年第2期。

[4]高帆：《“新質生產力”的提出邏輯、多維內涵及時代意義》，《政治經濟學評論》，2023年第6期。

[5]張文顯：《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法學》，2014年第4期。

[6]錢穎一：《市場與法治》，《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3期。

[7]吳志攀：《“互聯網+”的興起與法律的滯后性》，《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8]張夏恒、劉彩霞：《數據要素推進新質生產力實現的內在機制與路徑研究》，《產業經濟評論》，2024年第3期。

[9]陳兵：《新發展格局下數據要素有序流通的市場經濟法治建構》，《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1期。

[10][17]《陳兵等：全國性數據交易平臺需充分發揮統一大市場特性》，2023年4月24日，https://www.jwview.com/jingwei/html/04-24/537973.shtml。

[11]賈開、薛瀾：《人工智能倫理問題與安全風險治理的全球比較與中國實踐》，《公共管理評論》，2021年第1期。

[12]《中國算力發展指數白皮書（2023年）》，2023年9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9/t20230914_461823.htm。

[13]金光敏、梁琳：《算力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維度、現實困境與推進策略》，《經濟縱橫》，2023年第10期。

[14]劉淵、李旋：《挖掘公共數據要素價值 助力營商環境優化提升》，《光明日報》，2024年1月22日，第6版。

[15]韓璐、郭毅：《以數字化賦能營商環境高質量發展》，《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8日，第11版。

[16]陳兵、林思宇：《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的運行邏輯與實踐機制——以統籌數據保護和利用為目標》，《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18]完顏鄧鄧、陶成煦：《國外政府數據分類分級授權協議及對我國的建議》，《圖書情報工作》，2021年第3期。

[19]蘇宇：《算法解釋制度的體系化構建》，《東方法學》，2024年第1期。

[20]黃朝椿、羅以洪、孫金良：《“東數西算”工程算力保障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

[21]高泓：《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內涵與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23期。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Better Rule of Law

Chen Bing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productivity in essence, marked by innovation, with high quality as the key and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its core hallmark. With data, algorithms, and computing power serving as key elements of innovation, the resource optimization is more and more crucial to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allocation of suc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computing power mainly rely on the support of the rule of law. Simultaneousl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lso requires legal safeguards. Practically, the rule of good law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liminating and addressing obstacles and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 thereby promoting the alignment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undamental data system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facilitate data trading and circulation, enhance the governance syste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nd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computing power, and als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vid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system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irculation of data,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coordination of computing power, good governance by rule of law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