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從建立到完善再到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這一過程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定位的認識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進展，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要推動政府與市場實現有機結合，并在改善營商環境、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當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從而不斷完善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政府與市場關系 營商環境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3

【作者簡介】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第十四屆規劃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開放宏觀經濟學、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中國經濟增長。主要著作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中國宏觀經濟》《中國新常態宏觀經濟：機制變異與理論創新》《中國通貨膨脹新機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預測與分析》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從建立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把握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定位、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推動政府與市場更好形成合力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永恒主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科學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形成各種要素活力競相迸發的良好局面，更好發揮政府在宏觀頂層設計和整體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為增強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創造條件，促進我國經濟長期健康平穩運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探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提出一系列新認識新思想。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論斷，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列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再到黨的二十大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深刻變革。

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自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以來，有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總體表述未變，但改革中不斷強調的市場作用正在凸顯。這樣的“量變”，在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深入思考中實現了“質變”。

黨的十八大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我國一直在探索如何圍繞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行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大后，經過一年的探索，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旗幟鮮明地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創新政府與市場關系理論上的又一次重大推進。

2014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闡述的深刻意義在于，“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要求“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2]怎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克服“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3]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有著深刻認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4]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提出“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進一步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央有關文件中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要論述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強化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決心。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一新論述的提出，將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強調了推動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新目標。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時強調：“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監管效能，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依法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為政府如何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指明了方向。

聚焦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決定稿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

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論述的變化可以看到，我國對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入。從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到要求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再到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一系列重要論述為不同時期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了清晰的戰略目標和實現路徑。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聚焦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認識和原創性貢獻，深刻回答了我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突破了西方將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錯誤認知，成功破解了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如何讓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協同發力這道經濟學的世界性難題，為新時代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

妥善發揮政府作用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關鍵

西方經濟學由市場失靈引出政府與市場關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政府的職能主要有三項：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其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壓迫。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5]簡言之，三項即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提供公共服務。隨著經濟大蕭條的爆發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興起，政府的經濟職能變得重要起來，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經濟波動。

我國所要實現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有機統一超越了西方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簡單“二分法”，突破了以市場失靈為前提的政府“守夜人”角色定位。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克服市場經濟弊端，更是要通過政府作用的發揮，充分提高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主導下逐步建立的，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和開放來形成相對競爭的經營主體、市場制度以及市場體系。妥善發揮政府作用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關鍵，要通過改革劃清政府的職責邊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共計70余次，持續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調整優化政府與市場關系。

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6]“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7]習近平總書記一語破題，指明“有形之手”的發力方向。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為使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服務；二是健全宏觀調控體系，與市場形成良性互補，優化資源配置，包括引導市場進行資源合理配置，以及通過政府投資等活動直接配置資源。

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保障和內在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對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主要內容進行了重要概括。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產權制度”和“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包括“完善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以及“完善企業退出制度”“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等要求，進一步補充擴展了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內涵。

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核心。市場交易就是產權的交換，如果產權界定模糊，會使交易根基不牢固；如果交易規則不明，會平添更多的交易費用，阻礙經濟循環。[8]對于一些創新型產業或戰略性產業來說，沒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則創新產業的專利成果、發明成果、新模式、新技術隨時可能會被剽竊，企業將很難盈利。《2023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專利權人中遭遇過專利侵權的比例為6.7%，表明我國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一是要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政分割，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導致的，因此必須破除某些由于地方政府為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設計的、只適應本區域的規章制度。二是要規范市場監管，對于各個部門的某些監管舉措、行業規則要進行規制和統一，不能妨礙產品要素自由流動、自由進出。三是要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完善市場信息披露制度，推動企業依法誠信經營，保護合作者、投資者、消費者權益。四是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開放的準入制度和完備的退出制度是實現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增強市場活力的重要保障。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完善并購重組、破產法律制度，有效降低經營主體進入和退出的成本。

優化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基礎，當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營商環境的優化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營商環境越好意味著企業扎根經營成本越低。與營商環境相關的注冊物權、跨國貿易、合同執行、融資便利、稅制體系、企業開辦和申請營業執照的成本等要素，可以被概括為“軟環境”。這個“軟環境”決定了整個市場的運行成本，決定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是否會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尋租”活動，從而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本。

優化營商環境，需要構建“親”和“清”的政企關系。政企關系“親”意味著政府積極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企關系“清”則意味著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減少企業尋租行為。優化營商環境，有利于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從世界銀行歷年發布的《競爭力報告》中不難看出，全球核心產業、核心技術產業鏈主要分布在營商環境較好的發達經濟體和高速度增長經濟體。要在政府改革上做足文章，使各地方從傳統的招商引資競爭過渡到營商環境競爭的新階段，這對于產業鏈的重新布局和國內產業鏈安全性建設、產業鏈的高端化、現代化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

優化營商環境，要積極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建設。要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打通影響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堵點和卡點。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要持續完善市場監管，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法無授權不可為，進行清單管理。要加快與國際規則對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吸收國際上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穩步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形成，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深入實施，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顯著提升。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中國（內地）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已由2013年的96位提升到2020年的31位。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我國登記在冊經營主體達1.84億戶，同比增長8.9%，其中，企業5826.8萬戶，民營企業超過5300萬戶，占企業總量的92%以上。[9]

2024年9月26日，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提出，“進一步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我國營商環境總體上不斷優化，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包括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公平競爭環境需進一步優化、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在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大、財力緊張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的不當收費和罰款給營商環境造成的破壞尤其值得重視。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全國非稅收入同比增長11.7%，達到2.18萬億元，其中一部分是罰款收入。這其中固然有嚴格執法的原因，但從社會反響來看，一些地方政府濫用罰款方式的問題也不容忽視。這種行為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導致企業和投資者對地方政府失去信心，影響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所以，優化營商環境并不僅僅是一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的問題，也需要財稅體制方面的改革，降低地方政府亂收費、罰款的動機。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出部署，明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從《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強調“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到“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加強和改進宏觀經濟治理的決心和信心。

科學編制并有效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這有利于保持國家戰略連續性穩定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確保一張藍圖繪到底。用中長期規劃特別是五年規劃（計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從“十三五”到“十四五”，盡管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更加錯綜復雜，但我國戰略意圖始終清晰明確，政府工作重點鮮明有序，對經營主體行為有著透明的規范引導，對未來一段時期內的發展目標有著堅定的實施方略。

進一步完善國家宏觀調控。解決新征程上面臨的經濟發展難題，在實踐操作中不能僅強調供給端或需求端，而是在政策舉措上必須超越傳統的需求管理或供給調整，需要供給端和需求端、政策端與制度端同步發力。宏觀調控不僅要在策略上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調節的力度，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更需要在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的基礎上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改善微觀主體激勵機制。[10]

加強高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為市場配置資源提供“軟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則能夠為市場配置資源提供“硬支撐”。一方面，要提升傳統基礎設施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注重統籌城鄉和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例如，農村和邊遠地區的物流設施建設使得農村電商等新的經濟業態得以形成，這有效拓展了市場的邊界。此外，還要注意基礎設施的聯通問題，要積極推動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為各種要素自由流通建設硬件基礎設施，推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推動政府和市場更好結合發展新質生產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如何充分抓住科技發展的重大機遇，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擺在我國面前的重要現實問題。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科學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驅動形成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并強調要“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科技體系以新型舉國體制為核心，在科技創新舉國體制中，要更好推動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有機結合。政府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新生態體系的構建以及生態體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因此，在復雜的動態交互過程中，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重中之重，最高級的形態是政府在其中全面發揮“潤物細無聲”的作用。一是強化頂層設計，構建核心資源，加強基礎研發；二是加強政、產、學、研等多方主體之間的協調；三是壯大耐心資本，為科技創新提供金融支持。

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合力能夠真正形成一種新的激勵體系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在新時代突出表現在基礎研發、產業升級和科創金融三個方面，這三方面可以看作是相較于傳統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之外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三駕馬車”。中國通過新型舉國體制來構建創新聯合體，國家全面推進科技的基礎研發與創新，真正放手使國有企業成為合格的經營主體，參與大量競爭和創新，促使地方政府在創新創業方面形成競爭，為企業創新提供融資支持，促進各類所有制企業在創新大潮中踴躍向前，使得我國創新驅動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現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這種多層配合，形成合力的動態配置資源方式，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優勢，是西方難以簡單復制的。

經過“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布局，在新型舉國體制和產業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一系列新技術上的創新，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特別是圍繞新能源、儲能技術、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所形成的彎道超車效應，已經開始引領整個世界的潮流。近年來，我國“新三樣”（鋰電池、光伏和新能源汽車）出口異軍突起，這一成功充分驗證了“科創＋產業升級”作為未來經濟新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以及產業新支柱體系的重要性。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強調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23年歐盟產業研發投入記分牌》數據顯示，在全球前2500家研發公司中，中國有679家企業進入榜單，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國家。目前，我國有科技型中小企業50萬家，高新技術企業超46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21.5萬家，科技創新水平得到全面提升。順應當前技術迭代更快、顛覆性創新更多、跨領域融合更深等時代新特點，要有針對性地加大政策支持，激勵企業進行大規模的研發和創新活動，充分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鼓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科技創新，有力有效支持發展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

要積極加強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企業是市場的主體，對于市場需求、產業發展方向和技術攻關方向都有著最深刻的了解，以企業為主導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能夠保證科技創新以需求為導向，提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水平。要積極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的創新聯合體，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長效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揮企業出題者作用，推進重點項目協同和研發活動一體化，加快構建龍頭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支撐、各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發展高效強大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11]從2023年6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起中央企業創新聯合體建設，至2024年6月，一年時間里啟動了3批中央企業創新聯合體，共21家中央企業牽頭建設了24個創新聯合體，全面帶動高校院所、地方國企、民營企業等產學研用各類創新主體，促進了產業創新組織機制加快完善。

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科技創新必須有創新型的融資體系與其相匹配，這樣才能得到長期耐心資本的支持，有效分散創新風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當前我國各地方政府都在積極探索運行政府投資基金，并且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進來，為科創企業提供融資支持。政府投資基金采用市場化的方式運作，以提高運營水平與專業能力，突破了傳統政府科層體系的軟約束。從過去依靠政府補貼的“粗放型”產業支持模式到現在通過政府引導基金的“精細化”支持模式，地方政府借用市場力量，使產業引導更為專業化，也撬動了更多社會資本，使得投資效率更高、覆蓋面更廣。

當前，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提升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協調性，推動科技和金融更好融合，構建創新生態。我國科技創新和科技金融已經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路，政府主導型科技金融與市場型科技金融已經尋找到相互配合、相互賦能的結合點，形成了金融賦能科技的合力。因此，當下的重點應放在如何提升當前科技創新體系內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協調配合以及如何探索出二者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徑之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此進行了明確布局，要求大力引導各類市場基金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更好發揮政府基金的作用。

為此，應通過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創金融模式，有力支持科創企業進行創新，促進政府與市場有機融合，形成合力。對國有資本中的創投基金，設置更具科創投資屬性、更符合市場規則的考核和激勵制度，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國內外優質的市場化基金合作，形成政府與市場的第一個合力；通過政府投資基金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投資科創企業，促進金融和科創更緊密融合，推動更多科創企業成長壯大，形成政府與市場的第二個合力；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創新政府投資基金模式，促進了政府與投資基金之間的合作以及市場化基金之間的合作，形成政府與市場的第三個合力。這種多層嵌套的合作模式，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了強大支持。

注釋

[1][2][3][4][6][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6、118、117、76、77、118頁。

[5]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259頁。

[8]劉元春、丁洋：《論就業管理模式的變革趨勢：從逆周期到跨周期》，《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9]《2023年新設經營主體3273萬戶（新數據 新看點）持續提質擴容，結構進一步優化》，《人民日報》，2024年3月14日，第1版。

[10]劉元春：《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光明日報》，2024年8月13日，第11版。

[11]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5月28日）》，《人民日報》，2021年5月29日，第2版。

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丁曉欽，2024年，《耐心資本的“耐心”何來》，《大眾日報》，9月10日，第7版。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iu Yuanchu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undergone the process from establishment to improvement to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the core issue in this proces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made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t has proposed that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tter play its role. It has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so a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usiness environment,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