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步入新時代，我國市場供需平衡正悄然轉變，由側重總量的“有效需求不足”邁向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擴大內需戰略亟需新的理論支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供需矛盾已構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擴大內需與發展新質生產力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內在聯系，這一新視角為我們深入理解內需提供了契機。當前階段，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動力來源，應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短期可繼續落實需求增量政策，長期則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措并舉促進供需結構實現匹配。
關鍵詞:擴大內需 有效供給不足 新質生產力 供需匹配
【中圖分類號】 F01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中國經濟復蘇進程雖有一定曲折但總體趨勢向好。2023年GDP增速回升至5.2%，今年前三季度亦保持4.8%的增長率，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位居前列。然而，內需不振仍為經濟發展的一大掣肘。自2023年第二季度起，GDP平減指數已連續六個季度同比下降，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更是連降長達兩年的時間。
針對擴大內需這一命題，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指出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2]。這一系列戰略部署，精準把握時代脈搏，緊貼實踐需求，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本文旨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以發展的、結構的眼光審視國內需求，并將其與新質生產力緊密結合、深度剖析。
有效供給不足阻礙內需擴大
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的一體兩面，內需的桎梏既可能源自需求側，也可能是在供給側，最終體現為市場是否出清。因此，需要兩側協同，對經驗事實進行細致梳理與解讀。需求側方面，消費需求增速落后于收入，消費意愿持續走低，居民消費收入比從2000年的78.3%下降至2023年的68.3%。盡管綠色消費、健康消費增長較快，但消費需求整體上和消費結構升級之間呈負相關關系[3]。投資需求表現出明顯的趨同特征，社會投資高度集中于房地產、新能源汽車、芯片制造等少數領域。供給側方面，工業產能利用率自2011年起長期低于80%，且過剩產能集中于部分行業；企業經營壓力顯著增大，實體經濟杠桿率從不足180%上升至歷史峰值281.8%。
結合供需兩側的數據，不難發現，我國當下的內需問題和凱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完全吻合。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以其所處經濟環境為背景、三大心理規律為基石，構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4]：個體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而遞減，導致消費需求擴張落后于收入增長；流動性偏好與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共同作用下，零利率約束限制了投資需求的擴張。因此，凱恩斯認為，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是常態，政府需通過干預來刺激需求。此外，由于需求是不足的，亦即供需之中能動的一方，凱恩斯在需求一詞之前賦以“有效”二字。在有效需求不足狀態下，需求全面小于供給，表現出消費和投資需求的全面萎縮以及供給的整體過剩，以刺激需求為導向的傳統宏觀調控收效較為理想。然而，我國當前無論是需求側的消費與投資需求，還是供給側的產能利用情況，均具備明顯的結構性特征，這超出了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的解釋范圍。由此可見，以總量為主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正逐漸減弱，亟需對供需關系展開新的理論探索。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小康社會全面建成，收入分配持續改善，收入對需求的制約逐漸放松，擴大內需的阻力已不再主要集中于需求側。相反，供需兩側的結構性失衡與過?，F象愈發凸顯，意味著供需之間的不匹配日趨嚴重，供需關系開始轉向“有效供給不足”，已成為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關鍵桎梏。所謂有效供給不足，是指供給未能充分滿足市場需求[5]，為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需著力推進供給側的改革與創新。此處，我們參考凱恩斯的命名邏輯，將“有效”二字加諸于供給之前。下文將深入探討有效供給不足的形成機制，進而發掘破題之策。
基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認識供給需求關系
有效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是供需關系的兩種不同狀態。供需關系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
在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中，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其發展目標在于滿足人的需要[6]；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必然也必須促進生產力實現其目標。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其運動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基本矛盾以供給和需求關系為主要表現形式。原因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階級對立已不復存在，人的需要終于體現為全體人民的需要，而非資本主義制度下由資本增殖所代表的部分階級的利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人的需要作為社會需要，投射于市場需求之中。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7]，則必然凝結成商品和服務，形成市場供給。于是，市場供需關系承載著生產力及其目標，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不再表現為階級對立，市場供需關系已然成為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市場出清、供需良性互動，前往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市場難以出清，供需出現數量或結構上的不對等，停留在較低水平的動態平衡。
由于供需關系成為基本矛盾的市場表現，供需關系的兩種狀態——有效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也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建立起了深刻的理論聯系。
以幾次科技革命為標志，生產力在短期內隨著新技術涌現而迅速提升，經歷階躍式增長后增速趨緩。而社會需要則呈螺旋式上升，如馬克思所述，“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8]。以生產力和社會需要的異質性增長路徑為線索，可劃分出兩個交替往復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當生產力發生階躍時，供給帶動需求總量擴張、層次提升。市場供需關系更多表現為凱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增長相對滯后于供給，拉動經濟主要依靠刺激需求。在這一階段，資本主義病態的生產關系加劇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或導致供需缺口擴大，從而引發以大蕭條為代表的經濟危機乃至階級矛盾的激化。
第二階段，生產力階躍帶來的供給數量與層次提升充分兌現后，如何滿足新的需要，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市場供需關系亦轉為有效供給不足：在需求側，居民收入增加、分配改善，更高層次的潛在需求快速積累；在供給側，現有生產力質態所能創造的市場供給難以與之充分匹配。于是，未被滿足的潛在需求和錯配需求的無效供給同時存在于市場，市場非出清，供需結構問題愈發突出。
當前，人類社會從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取得的生產力階躍已近尾聲，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起步，各大經濟體普遍進入生產力發展的第二階段。具體到我國，一方面，高層次潛在需求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表現為“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的需求”[9]。滿足這些需求的根本途徑，是由新質生產力創造新供給業態，從而推動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中低層次的傳統產品和服務需求已得到較大滿足，其市場趨于飽和。然而，前一階段行之有效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繼續影響政策制定，宏觀調控間或刺激總需求，供給側響應最快、擴張最大的恰是技術業已成熟、產業鏈相對完善的中低層次產能。于是，隨著總量刺激的往復，中低層次供給繼續膨脹、過剩加劇，形成“放亂收死”的惡性循環，供需結構匹配度進一步降低。
綜上所述，我國當前的有效供給不足，體現為供給和需求結構的不匹配——高層次的供給不足、未能充分滿足潛在需求；低層次過剩的無效供給大量堆積。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桎梏，有效供給不足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階段性特征。其內在的供需結構問題屬于生產關系的作用范疇。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10]，而市場的供需結構是經濟結構的最直接體現。因此，貫徹擴大內需戰略決策、緩解乃至解決有效供給不足，根本途徑在于發展新質生產力，并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以供需匹配為牽引，加快構建新型生產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11]
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先進生產力，進入新時代，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目標。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和促進供需匹配具有目標上的同一性，新質生產力構成了擴大內需的動力來源。反過來，供需匹配可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牽引，通過指引新型生產關系的創新改革，加速壯大新質生產力，增強擴大內需的動力。以供需匹配為牽引，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并反作用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主要包含以下幾種作用機制：
其一，引導生產要素從低層次向高層次有序、遞進、高效流動。一方面，不僅要控制落后產能的規模，更要轉“去”為“升”，加強對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培育，盤活歷史存量資產，提升其參與更高層次生產活動的能力。另一方面，生產要素流通應堅持效率原則，因地制宜、因業施策，引導生產要素自發進入與自身稟賦匹配的領域，基于市場的力量建立適宜的行業門檻，避免無序、低效流動。
其二，組織高質量的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在市場機制下，高質量的生產要素要以經濟利益為目標，自發組合、探索，有望形成創新的更優配置組合，從而催生新質生產力、產生新供給業態。政府應為此過程提供制度保障，完善保險、破產制度，分擔部分市場風險；并供給創新行為所亟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等公共品，為創新提供有力支撐。
其三，以創新成果為載體，為新質生產力建立自上而下的反哺渠道。這既可賦能傳統產業，推動其層次提升，從而匹配潛在需求、開拓新的市場；又能提高傳統產業生產效率，使更多生產要素有機會向上流動，實現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對策與建議
通過理論分析，本文從擴大內需戰略出發，建立起了“有效供給不足—促進供給需求匹配—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系”的完整邏輯鏈條?；诖耍槍U大內需、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對策建議：
適度弱化投資趨同。投資趨同，是指社會投資向少數行業集中的現象[12]。一方面，作為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是資本的流量，而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通過觀察社會投資的流向和結構，可以把握全社會生產要素的運動。另一方面，對于我國這種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善產業體系的大國而言，投資對于優化供給結構發揮關鍵影響作用，投資趨同亦是供需結構失衡的主要推手。經測算，全社會投資趨同度在2012年達到峰值，與經濟增速趨緩在時間上重合[13]。在有效供給不足時期，供需結構的不匹配集中體現為低層次和高層次的投資趨同。低層次投資趨同以傳統制造業和房地產業為代表，高層次的投資趨同則與不合宜的政策思路相關。針對某些前沿領域的短期集中補貼和優惠舉措，放寬了行業門檻、吸引大量生產要素涌入，其中不乏低質量生產要素。它們高度依賴政府幫扶，缺乏自力更生能力、難以獲取“合理回報”，大多構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阻力。近些年，光伏、新能源汽車和芯片行業時有發生的亂象均與此密切關聯。是故，社會投資的流動方向以及趨同程度，值得全社會的更多關注。
培育正確的創新觀念，構建正向、有序、長效的創新激勵機制。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創新雖然起著主導作用，但僅是手段而非目的。若無法創造匹配需求的供給、實現生產力發展的目標，那么科學技術也只是潛在的生產力，而非現實的生產力。忽視市場需求和自身條件的盲目創新反而浪費社會資源。因此，對于創新行為與特定行業的補貼扶持應審慎而行，避免引致市場主體的盲目從眾。應進一步增強功能性產業政策、弱化選擇性產業政策，側重于獎勵創新成果并以匹配市場需求作為評判標準，并準確及時地向市場主體傳遞政策的長期規劃、退出機制等信息，鼓勵耐心資本的發展壯大。
長短期結合、供需協同開展宏觀調控。短期內，應加強需求側管理，落實一攬子增量政策，增強經濟主體信心，確保政策實施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長期來看，則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與市場合力構建新型生產關系，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從源頭上促進供需匹配，為擴大內需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英才教授、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 賀京同，南開大學行為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趙子沐；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1ZDA037）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賀京同】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