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追憶】

2024年11月14日，金沖及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從2013年起，我開始在先生身邊工作。在這十多年里，除最后一段時間外，他每周都有一到兩天到位于前毛家灣的辦公室，使我得以借工作之便向先生請教治學中遇到的各類疑惑。先生每每娓娓道來，答疑解惑，將畢生治史心得傾囊相授。

金沖及先生的學術生涯由治近代史起，至51歲時因工作需要開始轉到黨史研究領域，先后主編完成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李富春等人的傳記，撰寫了以《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為代表的各類著作，并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的名家和學界仰望的一座高峰。作為深受先生指導的后學，梳理總結他研究中共黨史的思想和特點并將其繼承下去，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金沖及先生治黨史，始終在提出并回答“問題”

金先生主張，一篇好的研究文章總要解決一個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很好解決、后人卻無法繞過的問題，將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在晚年的談話中，他反反復復地不斷提及這一點，由此可知此事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他曾舉撰寫《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為例。在著手寫這一卷時，首先要講到四川保路運動。而當時四川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專家隗瀛濤教授的專著《四川保路運動史》已經出版，他是這個問題的權威學者，又是川人治川史，在各方面都有優勢，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很全面、透徹。這種情況下，《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應該怎么切入？經過閱讀隗教授的專著并深思熟慮后，金先生提出，關于四川保路運動還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有待解決：第一，1911年，清王朝已處在搖搖欲墜、朝不保夕的地位，為什么清朝政府偏偏要在風雨飄搖的時刻采取將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這樣風險很大的舉動？第二，清政府的這項決定公布后，湖北、湖南民眾的反對最早也最激烈，但保路運動的最高潮卻在反應較慢、起初態度較溫和的四川掀起，并且成為辛亥革命的直接導火索，這是為什么？第三，四川保路運動的主角如何由立憲派一步步變成了革命派？《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正是圍繞這些問題徐徐展開，既對保路運動的基本脈絡有清晰的交代，又避免與已有研究成果的重復，提出并解決了新問題，寫出了新意，推動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進步。

縱覽先生的黨史著作，提出并回答一個又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其中最為精彩的華章。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著作中，寫到黨的成立時，他明確提出：人們是怎樣從辛亥革命后一步步走到馬克思主義道路上來的，黨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誕生？這個問題，確是一個重大而根本的問題。為此，金先生從國際局勢著眼，論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對整個世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繼而分析了國內思想界由此發生的劇烈變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在著作中寫道：“許多人在經歷了痛苦的自我斗爭后，心甘情愿地準備犧牲原被他們看作至高無上的某些個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大地上以波瀾壯闊的規模廣泛傳播，形成氣勢磅礴的思想主流。”這就從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時代背景、思想根源和組織基礎，使人們理解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理解中國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并繼而走到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燈塔，指明了中國人民的斗爭道路。”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漫長歷程中，各個時期都面臨著各自不同的問題。黨正是因為準確地認識到它們，由此提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目標和行之有效的行動綱領，并帶領人民為之不懈地奮斗，才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在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一步步走到今天。書寫黨的歷史，不僅要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也要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使讀者讀了之后可以從中吸取營養，引發思考，真正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金沖及先生治黨史，正是抓住了這一根本，從真問題、大問題出發，以寬廣而長遠的歷史眼光、深刻而富有洞見的思考、真實而生動的歷史敘事，實現了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有機統一。

金沖及先生治黨史，滿懷“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的使命和情感

史學界一般認為，當代人寫當代史難免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對此，金先生當然并不否認，但仍認為當代人寫當代史是一種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歷史上發生的一切，有時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們習以為常，反而越容易被視為不言自明而未被專門記錄下來，或者只是語焉不詳地隨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即便做了詳細記錄的文字資料，是否都同事實相符，是否存在有意的掩蓋以至曲筆，后人要作出準確的判斷也不是容易的事。況且，后人所生活的環境會有巨大的變化，而人們通常習慣于用自己的經驗去理解或判斷自己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環境和事實，這就容易產生或大或小的誤差。

正因如此，金先生深感有責任和使命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把自己身處時代的氛圍、思潮和人們的情感變化告訴后人，為時代留下記錄，為后人開一扇回望歷史的窗口。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滿了溫情的力量，“筆端常帶感情”，真正做到了史家所謂“了解之同情”。在論述大革命失敗后出現的“左”傾盲動錯誤時說：“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了六年，是一個年輕的黨。許多黨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頑強不屈，把斗爭堅持了下來，但十分缺乏對付如此復雜局面的經驗。對國民黨屠殺的憤怒和復仇的渴望，對一部分人動搖背叛的強烈憎恨，使他們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急躁的沖動的心理，往往只看到（甚至夸大）事情有利的方面，而忽略（乃至無視）事情不利的方面。對情況作出錯誤的判斷。”“對相隔不久的大革命高潮中那些轟轟烈烈場面的強烈回憶和懷念，使他們中許多人不容易承認已經大大改變了的冷酷現實，從實際出發，做出長期打算，而以為只要憑著滿腔熱情，不難很快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對新中國的成立，他寫道：“1949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并不只是一個政權代替了另一個政權、一種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種政治力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革。”他對任繼愈教授的感受深為認同，并引用道：“只有歷盡災難、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才有刻骨銘心的‘翻身感’。經過百年的奮斗，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人民終于站起來了。這種感受是后來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青年們無法體會得到的，他們認為中國本來就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回顧黨的歷史，如何準確地分析歷史之所以如此發展的深層原因、汲取經驗教訓尤為重要。金沖及先生書寫黨史，以“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的擔當，以充滿感情的筆觸，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參與者，為后人展現了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紛繁背景，以他史家獨特的視角記錄了當時的時代氛圍、社會心態、風俗習尚，以及不同人群的復雜心理、他們對某一事物在認識和感情上的變化軌跡等。通過這樣的記錄，人們能夠置身歷史之中，設身處地地理解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將其看作充滿復雜性的全部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再孤立地審視局部，從而可以作出進一步的思考。所以，先生的著作不僅能說服人，更能感動人，不但能夠用正確的道理教育人，同時也能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金沖及先生的黨史著作氣勢恢宏，是“大歷史觀”在黨史領域的具體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哲學高度提出大歷史觀，以之為新時代認識、借鑒和把握歷史的科學觀念。金先生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得到周谷城、譚其驤、周予同、胡厚宣、陳守實、蔣天樞等先生的教導和熏陶，在濃厚的中國史學傳統里成長，而這一傳統向來具有宏大的關懷。周公論“殷鑒”，就已經不僅僅是“原始的歷史”，而兼具“反省的歷史”意義；司馬遷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史記》撰述的目標，總結了歷史因革損益和興亡盛衰的規律；鄭樵將這種傳統概括為“會通”，即“會天下之書而為一書”“貫二帝三王而為一家”“極古今之變”。受此傳統的滋養，金先生自是擁有大視野、大關懷。不僅如此，曾長期領導他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胡喬木、胡繩也十分重視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胡喬木曾說：講歷史，“不要陷到一件一件歷史事件里面去”，否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說了許多歷史，反而看不到歷史”。胡繩說：“我們的歷史研究必須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為依據，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看出歷史發展中的本質的東西。”金先生在這樣的傳統和環境里求學、工作，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一傳統在黨史領域的實踐者。

先生曾說，文章應盡量避免流于“大而空”或“小而碎”。也就是說，研究盡管可以從小處著手，但一定要從大處著眼。不僅要聚焦某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對其所處的時代，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經濟社會的宏觀變化等，都應有所觀照，在歷史的滄桑巨變中把握其中的結構，透視其間的因果，總結其中的規律。可以說，他的黨史研究不論其具體對象大小，都蘊含著對歷史的整體思考和關切。2020年，他完成《1927：生死轉折》的寫作，在書中提出，蔣介石敢于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直接動因之一是獲得江浙金融界的大力支持。在寫作前后，他在同筆者的談話中說：中國的民主革命從“打倒列強除軍閥”到“推翻三座大山”，多出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它是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出現，又是如何一步步發展的？《生死轉折》中的考察就是一個小小的嘗試。

金沖及先生的黨史著作處處體現著這種宏觀思考。他的長時段研究如《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架構宏大，從甲午戰爭寫起，歷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黨的成立、國共從合作到內戰、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抗美援朝、社會主義改造、從“大躍進”到大調整、“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等等。在漫長的敘事和宏大的架構中，始終貫穿著明確的主線，他以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大歷史任務——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為線索，展開對百年歷史的敘述，正如《史綱》最后一章中所點明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整個二十世紀一直是中國無數志士仁人頑強追求的目標，一直是時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題。中國的革命也好，建設也好，改革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可以說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線索。”他的短時段研究如《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以1947年的中國為舞臺，全景地展現了這一年中國各派政治力量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戰略行動，中國農村、城市各個階級、群體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變遷，中國社會氛圍和民眾思想的嬗變。這種全景式的敘述始終圍繞著開篇即提出的一個主題：“正是在這一年，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二十年來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從優勢轉變為劣勢，在內戰戰場上從進攻轉變為被動挨打，由強者變成弱者；反過來，中國共產黨卻從劣勢轉變為優勢，在戰場上從防御轉變為進攻，由弱者變成強者。雙方力量對比在一年內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直接影響并支配著此后中國的走向。”同樣，他的人物研究，也常能跳出具體敘述的束縛，上升到哲學或理論的層面進行思考，寫出兼具史學之長和哲學之美的文章。比如他在黨的領導人誕辰紀念時的一系列文章、講話，能從人物數十年的漫長生命歷程中抽象出最具代表意義的幾個關鍵詞，比如“戰略思維”“主要矛盾”“群眾路線”之于毛澤東同志，“光榮而不朽”“溫暖”之于周恩來同志，等等。

斯人已逝，但先生對黨的歷史、黨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思考、研究，既有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意義，又為后來的黨史工作者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值得我輩永遠銘記，并沿著這條道路將先生未竟的事業努力做下去。

（作者：邵建斌，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