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步入結構調整期，加上個別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貿易、技術、投資的限制與制裁，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但是這些困難無法改變中國經濟持續向好、長期向好的事實。
· 中國經濟找到了適合自身發展條件的體制機制，找到了適合自身的發展方式，正在形成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方式，并且已經尋找到應對國外經濟技術制裁封堵的有效策略。
· 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前景，得到了中國政治體制機制強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中國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宏觀調控 穩中求進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國家治理》：為什么說中國經濟擁有光明的前景？可否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發展機制層面給我們談談，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來自哪里？
劉瑞：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創造出世所罕見的快速發展奇跡。這個曾經因貧窮落后而被稱之為“東亞病夫”的大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當下，在中國經濟朝著自己的目標堅定前行時，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負面言論也不時出現。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加上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在貿易、技術、投資等方面的限制與制裁，中國經濟也遇到了一些麻煩。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嚴峻形勢，有人對中國經濟未來做出了比較悲觀的預期。其實，無論主觀預期是樂觀還是悲觀，都無法改變中國經濟持續向好、長期向好的事實，也抹黑不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光明前景。盡管如此，仍然需要對一些錯誤的或者糊涂的認識花一定功夫予以澄清，以利于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引導人們形成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合理預期。
中國經濟找到了適合自身發展條件的體制機制。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成為中國經濟體制和發展機制的必然選擇。直到今天，中國依然保留了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做法，比如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連續編制了十四個五年規劃，引導國民經濟發展；在一些重要領域推行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結構優化。進入新時代，我們更進一步加強了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回顧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三種現實的經濟發展機制。一種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新中國前三十年模仿的是這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經濟模式（西方輿論界稱其為市場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創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國家解體已經宣告了前兩種經濟模式的失敗，而中國卻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發展機制成功的有力證據。
其實，社會主義建立之初心，就是要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徹底克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如馬克思所說的“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1]的弊端。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各國社會主義者作了種種探索。列寧曾經做過兩種不同實驗，一種是軍事共產主義，一種是所謂“新經濟政策”。軍事共產主義實驗具有應急性質，是挽救蘇維埃政權的極端方式。而“新經濟政策”則是迅速恢復和重建國民經濟的可行方式。可惜這種可行實驗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中止了。斯大林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雖然成功應對了嚴重的經濟和戰爭危機，卻無法推進和平時期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最終戈爾巴喬夫魯莽的改革直接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在南斯拉夫，鐵托力圖擺脫斯大林模式僵化弊端，以“自由勞動聯合體”為目標，從基層到高層逐層建立自治共同體。可是在各區域、民族、集團和階層存在尖銳利益沖突的條件下，依靠自治協議維系的經濟體制很脆弱。鐵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就逐漸四分五裂了。
吸取這些經驗教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少走了許多彎路。中國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要選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而是基于社會主義經濟仍然處于商品經濟階段的現實情況判斷，認識到唯有市場機制才能夠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提升經濟效率，從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而針對市場機制自身的固有缺陷，必須實行國家調節。“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互相配合，才能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中國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防止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對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傷害，保障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有序發展；另一方面采用市場機制來激發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迄今為止，這種發展機制是最實用和最有效的。不僅中國自身受益，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取經仿效。就連美國一些政治家和學者也承認中國的發展機制是有效的，具有競爭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始終在優化完善中，但其基本框架已經搭建定型，概括言之，就是計劃與市場結合，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結合，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未來的中國經濟必將繼續沿著這個體制機制所設定的發展路徑持續發展下去，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
《國家治理》：我們看到，“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從中受益，但是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歷快速發展后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中國為什么能夠保持經濟長期增長呢？
劉瑞：中國經濟已經找到了適合自身的發展方式。
大國經濟，其資源稟賦、市場規模、居民消費和生產能力等，一般要優于小國經濟。關鍵的問題是要將這些經濟潛力發揮出來，需要找到釋放這些經濟潛力的合理發展方式。進一步說，曾經的經濟小國發展成現在的經濟大國，絕不可能只按一種方式發展。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資源稟賦相對充裕、資源發展成本相對低廉，消費與投資的邊際收益率相對較高的狀況，制定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通過招商引資，大力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在這個時期，經濟發展遵循比較經濟優勢原則，采取了要素驅動增長的方式。當時只要是采用了這個發展方式，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了比較亮眼的經濟發展成績。只不過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采取要素驅動發展方式是有條件限制的：主要是要遵循美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的國際經貿游戲規則，才能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獲得比較利益。
這個游戲規則是西方發達國家事先達成并出于維護其主導地位而制定的。盡管國家間實力對比會發生動態性變化，此消彼長，國際規則也會實時調整、與時俱進，但西方發達國家并不甘心放棄其主導地位和經濟利益。如果發展中國家始終遵循這個游戲規則，一直奉行要素驅動型發展方式，發展好的會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升級同頻共振共同成長，從二三流國家發展成一流國家，但始終保持與老牌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附庸關系。發展差的會因為無法與發達國家一道進行經濟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會長期停滯，從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看似國內原因導致，實際上也是國際分工體系使然。因為這些發展中國家始終不能打破現有的國際分工體系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利用格局，不能將比較優勢收益所積攢起來的經濟勢能轉化為競爭優勢，因此被鎖定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中低端位置，經濟收入也就始終停留在一個較低水平上。這種“陷阱”不能說是老牌發達國家故意設置的，但至少是它們樂見其成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十分明智地選擇了從要素驅動型發展方式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從而避免了陷入比較優勢分工體系路徑依賴、被鎖定在中低端地位的命運。這個發展方式的巨大轉型是必須的，有效的，也是有風險的。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有所下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是許多實行要素驅動型發展方式的國家或地區都面臨的局面。中國需要大力增加研發投入，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圍繞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的全面改革。現在來看，這個發展方式轉型非常重要，轉型成效也非常顯著。
正是在這十幾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許多歷史性的變革。但是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轉型，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國內的風險是傳統產業的調整導致傳統利益格局被打破，引起經濟、區域、社會的復雜反應與后果。比如，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傳統就業崗位減少或消失，新就業崗位日益增加，但是知識技能的培養培訓沒有及時更新跟進，就會導致短期內失業率上升。再比如，各個產業在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先后不一，也會出現產業結構問題。房地產曾經與汽車產業一起被列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但是到今天，汽車產業已經從燃油車型為主發展到電動車型為主，進入軟件定義汽車的智能網聯時代，實現了全面的技術創新突破。而房地產業的發展遇到了結構性困難：一方面，市場邊際需求逐步下降，供給水平趨于飽和，技術進步率偏低；另一方面，部分地區房地產偏離居住屬性，成為投資品和炒作對象。中央所提“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實際上就是要求房地產業轉變發展方式，將居民住房消費作為耐用消費品納入到常態化需求管理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樓市泡沫破裂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國際上的風險是老牌發達國家對中國經濟科技實力迅速增長的擔憂與恐懼，并從過去對華友好的經貿科技政策轉變為對華警惕、“小院高墻”乃至“脫鉤斷鏈”的經貿科技政策，尋找機會制裁中國。有風險就需要認真應對，避免風險造成對發展方式轉型的威脅與破壞，但這絲毫不影響中國經濟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迄今為止，我國的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還在不斷增加新的富有創意和時代性的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創新驅動型發展方式的新內容。
《國家治理》：您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可否從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方面，談談您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看法？
劉瑞：中國經濟正在形成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方式。
中國古語講：“治大國如烹小鮮”（《道德經·第六十章》）。關于宏觀經濟治理，中國改革開放前后都學習借鑒了國外經驗。其一是學習蘇聯為主的經驗，實行計劃經濟；其二是學習西方經驗，實行市場經濟。歷史表明，這些學習既有益處也有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揚棄國外宏觀經濟治理經驗中，尋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宏觀經濟治理方式。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2]。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進行系統改革部署，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3]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還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尚未完全定型，但其中一些基本認識和做法，經歷了實踐的檢驗，值得肯定和堅持。
宏觀調控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幾乎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提及“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這反映出中央奉行沉著穩健務實的態度，力求避免歷史上出現的國民經濟運行大起大落情況，給經營主體提供穩定的發展預期。事實上，每當經濟遇到不利情況時，總有過度悲觀和極度樂觀的輿論出現。悲觀與樂觀本身并不改變經濟內在運行趨勢，但是會在輿情上形成一種預期，可能會干擾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部署實施。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是適合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中國經濟從2021年到2035年實現基本現代化，十五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需要翻一番，與此前基本實現小康社會十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相比，部署更穩妥。經濟規模每十年翻一番的年均增長率需要保持在7.2%以上，而每十五年翻一番的年均增長率只需要保持在4.7%以上。實際上，我國1980—2000年期間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9%以上，提前完成了基本實現小康社會的任務，在各個方面都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后續每十五年翻一番期間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任務，只需要經濟增長率保持在5%左右水平就能提前完成預定任務。在此期間，只需要運用短期宏觀調控手段力爭每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5%左右就是合理的操作。不尋求經濟過高增長而是合理增長，是進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思路，因此也就不需要出臺任何過激擴張政策，或者推出任何過激改革方案。除非經濟運行出現極端的情況，發生嚴重的危機。這種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其實建立在已經尋找到合理的發展機制和發展方式基礎之上。如果合理發展機制和發展方式都沒有形成，合理的調控基調也就很難提出并堅持。
戰略與規劃引領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戰略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經濟發展規劃則是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工具，尤其是中期發展規劃已經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形式。在這個領域，中國無疑積累起豐富的經驗。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制定過至少六個關乎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編制了五個五年發展計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至少制定了十個關乎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編制了九個五年發展規劃，從而一步步引導國內生產總值（GDP）從人均250美元增長到12000美元，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經形成了有效的戰略與規劃體系，解決了困擾多年的戰略與規劃脫節、計劃與市場脫節等問題。由此中國堪稱世界上的戰略規劃大國，引來無數國家的效仿。今后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適應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凝聚共識，制定和實施更加全面精準的發展戰略，編制和實施更加靈活有效的中期發展規劃，協調好各種戰略和規劃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發揮規劃的前瞻性和有效指導作用。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配合
西方市場經濟治理的短期手段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中國也學習和運用了這些經驗。不同的是，除了財政和貨幣兩大手段外，中國還開發出更加多樣化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如產業政策、價格政策、區域政策、土地政策，以及重要戰略物資儲備制度等。政策工具多了之后，保持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配合就非常重要了。沒有這種政策工具協調配合，宏觀經濟治理的效果就將大打折扣。目前來看，實現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配合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摸索，在各方面不斷總結經驗加以改革改進，包括對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機制和環境的改革完善。然而，這并不影響人們對中國經濟持有的信心。如果把股市、匯市、樓市等受到市場以及政策的綜合影響出現波動都看成是信心不足，實際上是不了解中國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不是中國經濟出了什么大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度沒有做好。對此，投資者和消費者是有基本判斷的。
宏觀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統籌協調
理論上，區分宏觀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是必要的，便于分工實行專業化操作。然而在實踐上，由于經濟事務與社會事務、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關系錯綜復雜，因此推進宏觀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需要用系統思維將二者關系統籌協調起來。目前在二者的治理目標取向一致性、手段的綜合配套運用、發揮綜合效能方面還有改進的空間。比如近年來教育部門落實“雙減”政策、清理規范教培市場與穩定就業之間關系處理不到位，眾多教培人員一下失去了生計但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影響穩就業目標。社會治理所面對的情況往往要比宏觀經濟治理更加復雜，卻又不能單純依靠社會自身手段加以解決，需要經濟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幫助。因此加強宏觀經濟治理與社會治理的統籌協調是十分必要的。
《國家治理》：近年來，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包括科技圍堵、濫用制裁、金融遏制、貿易爭端等在內的經濟技術封鎖，中國怎樣保持自己的節奏、應對國際封鎖，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劉瑞：中國已經尋找到應對國外經濟技術制裁封堵的有效策略。
近十年來，中國再次遭到了某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有了前面幾年的應對經驗，中國完全有信心繼續維護好國家核心利益，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發展。
首先，中國應對美西方遏制封鎖的基本戰略思路和做法是務實和有效的。中國保持自己經濟發展節奏，完成自己提出的發展任務，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加快推進自主核心技術研發，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積極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都是培育自身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破解美西方技術封鎖和經濟制裁的重要舉措。作為守成大國，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科技戰是源自其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挑戰其霸權地位的擔憂。我們一方面要據理力爭，但也要保持自己的發展節奏，實現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要繼續保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的信念，保持戰略定力，不為各種居心叵測的挑釁言行所動，一心一意謀發展，向著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一步一個腳印堅定推進下去。
其次，采取靈活措施應對美西方的經濟技術封鎖。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以來，中美貿易并沒有發生大規模變化，我方對美方的貿易順差還從貿易戰之前的兩千多億美元擴大為三千多億美元。盡管由于其他貿易伙伴加速擴大對華貿易使得中美貿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實踐足以證明，中美經貿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相互依存關系；在雙方工商界、科技界和基層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合作交流關系。因此，中方不主動放棄與美國的交流與合作關系，符合雙方利益和實際。實際上，美國提出的以科技戰為核心，以“小院高墻”為策略，也是在承認中美關系不可能徹底“脫鉤斷鏈”現實下做出的現實政策調整。我們也需要采取機動靈活的應對策略，審時度勢，及時把握。
再次，堅持自立自強，實現科技全面突破。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科技發展長期采用了“兩條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以市場換技術”，大力引進美西方先進技術謀發展；另一方面積極推進關鍵核心技術自主研發，培育自身科技實力。然而，當時受到按比較優勢劃分的國際分工體系格局限制，以及受經濟全球化趨勢影響，出現了“‘第一條腿’長‘第二條腿’短”的情況，自主技術發展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現在，美西方對中國科技領域進行全方面圍堵打壓，使我們不得不自力更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發展自主可控的關鍵核心技術。如果通過談判和交易可以消除這個打壓，中國與美西方恢復正常技術經濟交流，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還可以繼續進行技術合作。但經此一遭，我們已認識到，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唯有自力更生、唯有自立自強，才能把發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國家治理》：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優勢，您有哪些看法？
劉瑞：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前景得到了政治體制機制強有力的保障。
經過長達70多年的探索過程，中國已經形成了高效穩固合理的政體及其治理機制。但是對此，美西方社會還沒有完全理解和認同，因為美西方習慣于按照18世紀由孟德斯鳩首創的概念來認知當今不同的政治及其治理機制。孟德斯鳩劃分了世界上三種政治體制：民主的、專制的、君主共和的政體。[4]然而在18世紀，世界上還沒有出現國家級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所以當20世紀誕生了國家級的社會主義政體后，需要改寫這個傳統劃分，或者建立第四種類型的政體概念。中國比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從實踐到理論，已經完成了對第四種政體及其治理機制的貢獻，形成了一個知行合一、基本成熟的政治體制及其治理機制。事實上，中國經濟所發生的一切都與這個政治體制緊密相關。對中國經濟未來有信心，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及其治理機制符合中國社會國情，得到中國人民擁護，也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尊重和賞識。這種政治體制和治理機制與經濟發展機制相輔相成，必將給中國及世界帶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采訪人：《國家治理》雜志編輯 周素麗】
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