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彭金輝出席會議開幕式并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甄占民主持會議開幕式和主旨演講單元。第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王昌林作主旨演講。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山東財經大學等研究機構與高校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不同角度展開深入研討。
會議現場 朱高磊/攝
開幕式與主旨演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彭金輝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注入強勁動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對改革整體謀劃、系統布局，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明確指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不久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快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課題，需要理論界深入研討。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以本次研討會為契機，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集思廣益、建言獻策，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智慧和力量。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艷林在主旨演講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鼓勵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全面系統部署，并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為此，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守正創新，突出問題導向，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要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建設，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王昌林在主旨演講中強調，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仡櫢母镩_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探索，可以總結出如下基本經驗。一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著力構建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三是堅持重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著力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四是堅持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全方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五是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著力構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體制機制；六是堅持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推進，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積極性。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展開研討
開幕式和主旨演講之后是三組嘉賓發言，與會專家學者從不同的專業視角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展開發言和研討。
第三單元有五位專家參加討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張翼主持。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李振京在發言中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堅持目標導向，又要堅持問題導向。高水平要體現出“八個更加突出”的時代特征：一是更加突出政府和市場的協同作用；二是更加突出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三是更加突出科技創新引領性；四是更加突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整體推進改革；五是更加突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六是更加突出人民群眾改革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七是更加突出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八是更加突出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黃琦認為，科技機制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錨定科技強國建設目標，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一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二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三要健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四要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楊志勇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中國財稅體制改革跟中國式現代化密切相關，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包括財稅體制的現代化，另外一方面，財稅體制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財政制度是非常系統的一個工程，要從預算改革、稅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三個方面展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李雪松認為，健全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強需求側管理，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需求牽引；充分發揮我國產業體系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和高水平開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鄭新業指出，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們看到，社會主義不僅能辦大事，還能辦善事、辦好事。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均等化，最初的出發點可能是為了公平，實現的結果是效率的提升。“兩個均等化”對于促進公平正義、推進共同富裕、提升效率、擴大有效國土面積意義重大，也是實施國家重大戰略、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有力支撐。
第四單元有五位專家發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黨委書記林建華主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鄧郁松認為，我們之所以這么重視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我們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很大關系。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我們獨有的優勢，作為14億人口的大國，這個優勢要發揮好，關鍵在統一。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是要在推動市場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置高標準聯通方面發力；二是一定要完善要素市場的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潛力充分釋放；三是完善流通體制，核心是要健全一體銜接的流通規則和標準，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四是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史丹在發言中指出，數字科技革命和減排目標影響產業的發展數字化和綠色化，這是目前我們產業發展兩個重要的變化。在數字化轉型取得巨大成效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數字化產業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拉動了能源和電力需求的快速增長。我們的新能源發展技術及裝機都處在世界前列，但是我們的能源結構轉型、利用化轉型并不理想。推動能耗雙控與排放雙控有機銜接、推動數字產業的綠色低碳發展、加快數字技術賦能傳統行業綠色化轉型等，都是綠色低碳轉型發展需關注的重點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從領域、空間、“三農”的三個維度來剖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短板。他認為，從領域維度看，突出的短板是農民收入、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公共服務、農民文化素質和農村環境污染；從空間維度看，欠發達地區同步基本實現現代化難度比較大；從“三農”維度看，農民現代化的實現程度最低。要補齊短板，建立高水平的市場機制十分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形成一股合力，來補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短板，確保我們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在發言中強調，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我們黨對于領導經濟工作有很多規律性認識，提出“五個統籌”，第一個就是要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推動市場化改革根子在政府，統籌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關鍵在政府。政府行為越規范，市場作用越有效。怎么去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很多方面，有一個是我們要強調的，要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去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比如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國家安全、宏觀經濟穩定等。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吳衛星關注的是全球視角的綠色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踐問題。他在發言中強調，綠色金融作為金融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是金融發展的重點方向。當前綠色金融領域有很多方面做得不錯，但仍面臨著很多挑戰，比如國家間和國家內各區域標準不同，發展目標也有差異，這和各個國家或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有關；再如信息披露和激勵機制不足，這不僅會影響綠色金融市場的公信力和公平性，也會限制綠色融資規模增長和金融工具多樣化發展。未來綠色金融的高質量發展，一要推動多邊合作平臺上的標準協調，二要提高綠色信息披露的覆蓋范圍和質量，三要創新多樣化綠色金融工具，四要建立相關綠色項目風險緩釋機制，五要建設長期穩定激勵機制。
第五單元有五位專家學者發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任衛東主持。
江西財經大學原黨委書記盧福財結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相關部署提出，要建立數據四位一體制度。他認為，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和數據要素驅動，推動生產方式從傳統物質消耗型向智能化、數字化轉變，有效突破傳統生產要素的束縛，從而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數據產權歸屬不明確、市場交易機制不完善、權益分配不公平以及利益保護不足等問題已成為制約數字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必須加快構建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四位一體制度體系，以促進數據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高效利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從而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都陽圍繞“建設高水平勞動力市場體系”做了發言。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的流動是勞動力市場建設很重要的體現，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之所以可以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這個過程中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在提升，也意味著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在不斷發育?，F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市場發育更加充分，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增速放緩，因為已經有66%的人口實現了城市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通過這種再配置的方式去推動經濟增長，未來的余地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未來我們需要建設更高水平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去推動勞動力在更細的行業部門和企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實現勞動力在非農部門更加優化的配置。
山東財經大學校長洪俊杰圍繞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出了幾點建議，他認為，對外開放沒有回頭路，只能向更廣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我們現在幾乎所有產業都深度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當中，只能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來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制度型開放與傳統的開放不一樣，它具有邊境后、穩定性、系統性特征，制度型開放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多是“邊境后”的措施，通過系統性地構建匹配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需求的規則體系，有助于形成穩定預期。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一要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同時也要提出并堅持自己的理念；二要主動擴大開放，更加主動地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三要推動構建價值鏈友好型經貿規則體系；四要推動構建兼顧發展和包容的全球數字規則體系；五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認為，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首先必須了解傳統市場經濟的局限所在。從生態文明的角度看，其中一個重要局限就是不可持續。傳統上關于現代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工業革命以后建立的，基本是以發達國家的標準為標準。這種現代化模式有一個現代化的悖論，即由于這種現代化模式是建立在高物質資源消耗的基礎上不可持續，它可以讓少數發達國家實現物質現代化，但一旦擴大到全球范圍就不可持續，也就無法讓全球實現共同繁榮。因此，必須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根據其內在要求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新的發展范式和新的文明形態，其對應的高水平市場經濟，對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是一個新事物，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實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不僅在十四個專項領域中進行了改革部署，還專門就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進行了部署，體現了生態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具有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高度謀劃發展，就是要把經濟活動納入這個框架里，讓生態安全成為一種約束條件，然后通過發展范式的轉變獲得新形態的增長。鑒于此他提出，要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水平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