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際貨幣基金體系已經走過80年的歷史。國際貨幣制度服務于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各國經濟發展，該制度從“制度約束”逐步走向“市場約束”，美元也經受了多種形式的沖擊，從而使國際社會日趨選擇國際貨幣的“多元化”。與此相適應，國際貿易體系，即世界貿易組織也正經歷著一個變革的過程。面對嚴峻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保持定力，謀求發展，凝聚國際共識，促進國際合作，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為世界經濟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國際貿易 經濟全球化 國際貨幣體系 貿易博弈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標識碼】A
服務于國際貿易體系的國際金融體系
1944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開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政治秩序。為防止“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重演，導致世界大戰的再次發生，逐步建立發展了國際貿易組織（ITO），為了解決國際收支平衡和世界貨幣的問題，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G），以便國際貿易的順利展開，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世界銀行的建立主要是解決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的資金不足和難以平衡自己的國際收支等問題。應該說，這些機制為戰后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國際金融秩序、國際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一點從戰后至2008年全球經濟的發展，全球貿易以年均6%的速度增長，經濟全球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得以證明。盡管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經歷了黃金與美元脫鉤，其它貨幣與美元脫鉤的動蕩過程，但是，美元作為中心貨幣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2008年以后，美國在反思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現，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迅速發展，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迅速發展，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國家。
總的來講，中國經濟發展得益于參與經濟全球化，具體表現在，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和2016年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加入WTO意味著中國享受成員國給予的正常貿易關系待遇，從此，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走向確定性的道路。中國莊嚴承諾，繼續深入落實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從而，中國要進行與國際貿易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合規性調整”。從2016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中擁有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五大貨幣之一，在金融領域認可了中國經濟的重要地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要承擔起國際責任，約束自身國際收支平衡水平在相對比較合理的范圍。至于世界銀行，中國早已作為發展中國家享受來自世界銀行的優惠貸款，獲得額外的發展資金。
美國的政策轉向使國際貨幣“多元化”成為共識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別有用心地講，假設中國過上美國那樣的生活，對世界資源的威脅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借助《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將中國排除在兩大區域一體化組織之外，試圖抑制中國的發展。在所謂“認真評估中國的情況”后，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了，俄羅斯和中國是美國的兩大競爭對手。2018年3月，美國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戰略性貿易摩擦。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壓制盡管短期內是為了平衡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但從戰略上是針對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新冠疫情打亂了不斷強化的戰略性貿易爭端，但是，拜登執政并沒有終止這種打壓，相反，他聯合部分西方國家，將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旨在維護貿易自由和金融便利的追求引向大國博弈，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大國博弈的軌道。實際上，從2016年開始，美國就迫使WTO爭端解決機制停止運轉，以美國國內法代替WTO自由貿易的規定，采取單邊保護主義、高關稅，選擇性戰略脫鉤。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策略實現守成國對崛起國的打壓。而且，這種打壓不僅在貿易領域采取了選擇性戰略脫鉤，還通過長期高利率“割”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脆弱國家的“韭菜”，進而在技術上通過“小院高墻”阻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交流。因此，盡管拜登執政時期沒有宣揚“美國優先”，但實際上，通過打壓全球貿易，借助重組價值鏈、生產鏈，形成“友岸價值鏈”和生產鏈，特別是形成美國、日本、荷蘭等國家在芯片生產和交易的聯盟，打壓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此期間，無論是誰執政，都沒有按照國際貿易秩序的基本原則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的原則行事，而是以打壓中國為目標，發動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
美國的一系列背離當初所建立的國際貿易秩序、國際金融秩序的行動，不僅損害了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秩序的正常運行，也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動搖了美國國際貿易秩序維護者的地位，更損害了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盡管各國改革國際貿易制度和國際金融制度的內容有所不同，但是，探討貿易體制多元化、國際金融體制的去美元化，至少是多種貨幣共同扮演國際貨幣角色的訴求成為共識。核心問題是，美國不愿意承擔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又想借助現有的霸權地位獲得“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回報，是各國所不能容忍的。因而，當今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方向必定是國際貿易秩序多元利益基礎上的新秩序和國際金融領域多元化包容的方向。在這個過渡期，國際經濟秩序受到各種因素沖擊。守成的美國成為阻止改革，又希望改革的“矛盾體”。美國希望，一方面，改革能夠有利于維護和反映自身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利益；另一方面，改革的實施不能動搖美元霸權地位，即不能“去美元化”，不能出現替代美元的新貨幣，否則就會實施打壓。對歐元如此，對可能的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如此。但是，美元的威信是建立在美國在戰后近70年的時間里作為國際經濟秩序開創者、維護者、建設者發揮作用的基礎上的，因此，當美國拋棄這些責任，轉而實施“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時候，美元霸權的基礎將深受質疑。
美國政策的內部矛盾性及其可能的結果
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我們在認真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利用商品價格彈性迫使美國消費者承擔，通過轉口貿易，避開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通過人民幣貶值抵消美國的高關稅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打破美國技術封鎖，通過新能源技術開發形成我們新的比較優勢，通過共建“一帶一路”開拓新的國際貿易市場，在相當程度上戰勝了美國的一系列打壓。美國的學術界也認同美國在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上的失敗。美國即將離任的政客也在反思他們的失誤。因此，擺在美國面前的問題，不是與中國的貿易戰是否要繼續打下去，而是該怎樣走下去。
首先，中國作為經濟實力位居全球第二位的大國，不可能也不會停止自身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中國深知，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盡管我們有了長足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但也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后起國家的打壓，從而一度出現特定產品生產萎縮，甚至停滯的局面。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攀升、不斷創新，才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出路。因此，中美之間的談判是艱難的，也是我們必須警惕的。其中，我國制造業的實力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必須的原材料是我們近期的談判籌碼，國內經濟發展的巨大市場是我們高科技產業形成規模經濟的重要基礎。因此，不能設想，在美國試圖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獲得中國的讓步，合作共贏、公平競爭才是可取的。
其次，美國保護就業的政策也是令人懷疑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空心化不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更多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出于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將生產鏈和價值鏈布局于全球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所致。因此，從比較成本的角度看，除非這種成本差異在各國之間逆轉，否則，改變這種狀況的基礎途徑是制造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以致主要產品或產業的競爭優勢、成本優勢轉向發達國家或科學技術先進的國家。從目前看，這些還很難實現。個別產業的發展，數字經濟及其傳統產業數字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比較成本的程度。但是，新技術的最大特點不僅是代替人的體力勞動，更是延伸、強化、甚至替代人的腦力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護或增強就業、創造勞動者就業機會的努力可能效果并不明顯。更可能的是，經過不斷學習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帶來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提高，以致他們與高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攜手并進。
第三，出于服務美國經濟發展而采取的維護美元霸權的努力看起來與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是一致的。但是，國際貨幣體系初期的目標是建立在美元要充當國際貿易交易手段、世界貨幣的角色之上的。它假定，美元在世界各國手里作為交易的媒介是足夠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多，就會出現“特里芬兩難”問題，如果太少，則會出現美元荒，引起世界物價的急劇上升。盡管歷史上我們都經歷過。但是，美國近15年來以振興美國經濟，反周期運作所導致的一系列量化寬松、緊縮銀根，高利率的政策，實質上造成了對經濟脆弱國家“割韭菜”式的沖擊，當然會引起對美元信任的不斷弱化。當美國的公債發行額已經累計到36萬億美元時，特別是當前美國可能采取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再次偉大”時，人們對美元的信任喪失，不可避免地帶來國際貨幣的多元化，進而，對美元霸權構成威脅。這不是由美國實力絕對下降帶來的，而是因為美國不再情愿擔當起國際經濟秩序維護者、領導者的責任使然。因為在美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不少美國人都認為，目前，美國只有回過頭來再次偉大，才有實力重新擔當此任。
推動形成更加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關注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這種改革確實要避免盯住單獨一個大國貨幣可能產生的“特里芬難題”，同時，又要考慮國際經濟交易的發展可能帶來的國際貨幣供應量的不足。在沒有找到更符合經濟發展需要出路的情況下，可能多元化、協作化、開放化才是我們應該采取的務實選擇。否則，世界經濟，特別是作為商品經濟循環系統關鍵要素的貨幣體系將陷入混亂之中，世界經濟難有平穩而快速的增長。同時，我們也要從更加復雜的情況出發，丟掉幻想。為此，我們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事情。
首先，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給中國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帶來的重要機遇，集聚各方面的力量調動高科技研發、應用的積極性，在與歐美的激烈競爭中奮力發展，實現從0-1的創新，從1-N的應用，形成廣泛的創新型產品，充分利用中國巨大市場的優勢，形成規模經濟和新的比較優勢、形成由傳統比較優勢向高科技產業比較優勢、新能源比較優勢、新材料比較優勢的轉變。
其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對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機制，形成能夠適應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調動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等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形成積極發展經濟、創新科技的良好體制和氛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有為政府的調節作用。使“看不見的手”和“看的見的手”協同配合，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平穩運行和高質量發展。
第三，既準備好與美國政府打贏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又準備好與之展開談判，應對復雜博弈的爭奪戰。既準備好在我們取消某些產品不退增值稅政策并將稅負轉嫁給美國市場時國內市場可以有效調節，又要準備好保持人民幣相對穩定下的適度寬松，減少美元動蕩可能帶來的“外部沖擊”。
第四，我們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與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與歐洲國家、與俄羅斯、與東盟各國開展好正常的貿易與經濟合作，多元化永遠是我們發展經濟合作的重要途經。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證明，不開放是沒有出路的。
第五，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在國際貨幣制度多元化、開放化的探索中貢獻中國力量。目標是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向共建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打造國際貿易新秩序
當前在世界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各國需要形成的共識是，必須以合作的方式來化解貿易分歧及其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而不是進一步提高貿易壁壘，破壞正在放緩的世界經濟。因此，在逆全球化中我們應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傳遞中國方案，為國際貿易新秩序的塑造貢獻中國力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包容性、靈活性等特點使之顯著區別于西方“以規則導向”為立足點的合作模式，是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合作模式。以往的多邊、區域合作對于參與成員國都有一定的限制，或是對區域的限制，如APEC只限定在亞洲區域，或是對標準與資格的限制，如歐盟將民主、法治、人權等作為合作前提，亦或是對規則與標準的限制，如WTO只有通過談判達成投資或貿易協定才有準入的資格。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始終堅持和諧包容的理念，求同存異，對于參與方不設任何的門檻和準入條件，可以極大地推動地區合作。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共建國家在基礎設施、資金融通、貿易暢通等方面都能享受到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方面，中吉烏鐵路、中泰鐵路、金港高速公路、雅萬高鐵等重大工程項目有效提升了當地國家的互聯互通水平；資金融通方面，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融資平臺的服務下，公共金融產品正為一大批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能合作等項目解決資金短缺困境。當前我國正通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來努力推進國際秩序向平等發展和公正開放的方向變革。
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打造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應對逆全球化的理論突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原有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的價值意蘊，是深刻總結國內外歷史實踐，統籌國內和國外大局，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提出的中國方案，必將成為新型國際關系的標桿，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在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資本主義憑借科技和經濟上的優勢，占據產業鏈最高端，占用落后國家的資源，污染他國環境，干涉他國內政，資本擴張與恃強凌弱的特性給全球的和平發展帶來了很大威脅，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全球各國敲響了警鐘。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對原有秩序的批判，也是國際政治經濟走向新階段必經的路徑。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344號決議，首次載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明該理念已經得到國際上的認可與肯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框架中，合作共贏是重要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訴求，只有以共贏為訴求點，相互間的合作才能經久不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驅動點，尋找利益最大化公約數，才能有效化解利益沖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責任共擔是前提，利益共享與責任共擔相互依存，責任共同體側重于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即在風險與困境前面，要做到同舟共濟、風險與共。全球200多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文明以及發展歷程，這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求同存異、和諧共生；人類命運共同體秉承命運與共是歸宿，本質在于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要打造的是真正“地球村”，推動形成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關系。
總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迎難而上，保持定力，謀求發展，繼續沿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前進是我們堅定不移的選擇。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講席教授；南開大學博士生鞠昕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