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當下正經歷著深刻的融入全球化并深化制度型開放的歷史進程，更加深刻地參與到全球金融治理和經濟治理之中，成為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中國在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積極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同時，不斷爭取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從而為全球金融穩定和中國金融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應遵循制度型、審慎型、漸進主義金融開放路徑，在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中堅持“五大自決”，即匯率自決、利率自決、資產定價自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自決和人民幣國際化自決。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不斷完善金融治理體系，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基礎。

關鍵詞:全球金融治理 制度型開放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金融自決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金融體系始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和建設中扮演著重要的支持者角色，也始終是支撐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大一統金融體制，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經過長期市場化轉型而形成的新型金融體制，都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隨著中國逐步深入參與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我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程度也逐步提升。中國的金融體系，始終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始終服務于實體經濟，始終服務于國家體制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和金融治理之路。清晰而一以貫之的戰略目標、系統動態平衡的思維模式、穩中求進的推進策略、彈性靈活的制度體系，構成了中國式金融發展和金融治理的基本方法論特征。在學術上系統總結中國式金融發展和金融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實現路徑，從而建構金融發展和金融治理的中國學派，這是中國學者有能力承擔也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我們既要有“接著講”的勇氣和擔當，也要有“對著講”的學術自信。

而今，中國金融發展和金融治理面臨著嶄新的時代背景。從世界范圍來看，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正處于二戰之后最大的變局之中，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支付和結算體系正在發生深刻的轉折性變化，全球金融治理規則的重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感提上議事日程。而這一重構的過程，又交疊著世界政治格局、軍事格局、工業產業格局和經濟貿易格局的重大變化?？此埔粓F亂局，實則轉機已現。當下中國正經歷著最為深刻的融入全球化并深化制度型開放的歷史進程，更深刻地參與到全球金融治理和經濟治理之中，成為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2024年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第二階段會議并發重要講話，指出：“應該結合二十國集團職能，在經濟、金融、貿易、數字、生態環境等領域進一步凝聚國際共識，完善全球治理，促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這一重要講話為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本文從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探討在制度型開放條件下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思路。

維護全球金融秩序，追求積極融入全球金融體系與爭取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的統一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逐步融入全球化體系，構成一個開放經濟形態，其金融體系的全球化程度必將逐步提升，其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性也必將逐步提升。中國近年來提出實行制度型開放[1]，其基本理念不是僅推進一般意義上的金融開放和經濟開放（即在本國的經濟體系中引入外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而是要推進制度型開放，即在金融開放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規則的制定，爭取更多的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從而在更積極的意義上創建一種更為公平、更為合理的全球金融新秩序。制度型開放著重于制度的建構，而不僅僅是本國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運作。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中國要維護本國金融安全、金融利益，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獲得平等、公正的話語權，就必須從規則的層面上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有對不公正的舊規則說“不”的勇氣，如此才能真正維護本國金融和經濟利益，同時也能以金融和經濟大國的地位為構建公正平等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做出貢獻。二戰之后形成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秩序，從而決定了今天的國際金融交易秩序和外匯市場秩序。這一國際金融秩序，實際上是以美元霸權為中心、為了維護美元霸權而設計的一整套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規則，這些規則和制度對一般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國家）存在許多不公正之處。1999年歐元的產生對這一體制構成了一定的挑戰，但是近年來美國通過對歐洲政治體系和軍事體系的強有力的干預（尤其是俄烏沖突以來，美國更是牢牢把握了歐洲經濟政治的主導權），使得歐元對美國貨幣霸權的威脅變得越來越小，歐元挑戰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渺茫。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貨幣體系（主要是國際貨幣支付體系和交易體系）的重構和全球金融規則的重構就顯得極為重要。全球南方國家試圖建構新型全球支付體系，這些努力意味著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元霸權的逐步改變，也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更為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正在形成。

現代化金融治理追求積極融入全球金融體系與爭取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的統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積極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被動接受現存全球化制度、不斷適應現存制度并按照所謂國際“慣例”調整本國相關政策法規體系的階段。第二階段，與現存全球化制度不斷磨合、博弈的階段。這個階段，中國和西方國家必然出現很多貿易和金融領域的摩擦。第三階段，主動與相關國家進行協調協商、溝通交流，并積極尋求在現有全球法律框架內爭取自我合法權益的階段。第四階段，積極參與全球化規則制定，努力爭取自己在全球金融和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階段。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二十多年來，中國從被動接受現有國際經濟、貿易和貨幣金融制度、逐步強制性地適應現有制度，不斷地向主動參與制度制定、爭取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轉變。這個轉變過程是十分艱難的，其中既包含著為了融入全球化、為了完善自己的制度體系而主動學習和適應全球規則的過程，也包含著與不公平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制度進行艱苦博弈斗爭，并努力爭取構建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學會以積極的、穩健的、從容的心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與合作，學會博弈的藝術，學會在現有規則框架內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時也學會利用合作機制，爭取可以爭取的力量，共同協作，努力建構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公平化的全新制度體系。最近央行提出要依托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平臺深度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推進全球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并做好中美以及中歐金融工作組工作，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中國的金融開放能力。這種充分利用多邊機制、漸進積極參與全球金融規則制定的包容性策略，是我國當前應該采取的最佳策略。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的建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與全球金融霸權國家之間的持續博弈和艱苦周旋將是漫長的，中國必須以歷史耐心完成這場偉大的博弈，不能急于求成。

遵循制度型、審慎型、漸進主義金融開放路徑，實現“金融自決”并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

中國金融開放的基本原則是實現“戰略自主”，即由中國來決定金融開放的次序和金融開放的深度。中國的金融開放，是中國金融現代化的內在需求，是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走向全球化的內生性的戰略要求，而不是屈從于外國壓力的被動的金融開放，更不是接受外國不平等條件從而損害中國金融安全的消極的金融開放。中國的金融開放，目標是通過開放實現金融體系的順利市場化轉型，實現金融機構的多樣化和市場競爭的充分性，改善中國金融體系的競爭格局，增強中國實體經濟獲得完善金融服務的能力，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在一個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中，一國保持“戰略自主”、切實維護本國金融安全、有效防止一些發達國家通過金融霸權收割本國的金融資產并保障本國的產業安全（尤其是像能源和糧食等戰略領域的安全），對本國的總體經濟安全極為重要。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正是因為不能始終堅持“戰略自主”，從而喪失了對本國戰略產業的控制能力，使本國資產輕易被金融霸權國家所掠奪，這是巨大的歷史教訓。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認識到“戰略自主”的重要性并對金融霸權所導致的嚴重后果有清醒的判斷，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生命攸關的大事。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整個學術界都要認識到“戰略自主”的重要性，從而破除美西方所主導的“虛假金融觀”的誤導。金融開放的“戰略自主”，其前提是一個國家具備政治獨立的基本條件，而更深刻的基礎，是一個國家在文化上具有獨立性，這就是中國一直在強調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這種文化上的“戰略自主”，才是金融開放的戰略自主的最堅實根基。關于這一點，赫德森曾提醒道：“如今華盛頓共識的趨勢一方面是通過美元標價的債務，使幾乎各國經濟都不堪重負，從而阻礙世界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國的美元債務作為結算各地區國際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結果是耗盡了整個國際體系，各地區經濟體遲早會聲張其主權……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國際體系。但是，取代它的將是什么？如果外國經濟體要取得金融獨立，它們必須建立屬于自己的管制機制。……金融獨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為前提的。經濟課程需要拋棄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理論和哈佛式經濟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計劃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羅斯的私有化災難合理化。”[2]政治自主和文化自主，以及整個金融學和經濟學教育的自主，乃是金融獨立和金融業戰略自主的重要基礎。赫德森的這一見地，是振聾發聵、發人深省的。如果我們在大學的金融學和經濟學教育中仍然不能擺脫芝加哥學派和哈佛式經濟學的教條控制和束縛，仍然接受這些為金融霸權服務的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條的灌輸，中國就永遠不能實現在建設現代化金融治理和金融行業戰略自主上的“自覺”與“自決”。

中國基于戰略自主的金融開放始終堅持審慎開放、漸進開放和制度型開放。中國不僅通過金融開放不斷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法規，使之不斷與國際規則接軌，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參與全球金融規則制定，積極改變那些對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金融制度，這就不可避免地與那些執行金融霸權的國家產生激烈博弈。這一博弈自然是長期的。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中國既要接受通行的國際規則（所謂“接軌”），同時也要勇于對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金融游戲規則說“不”，要積極通過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通過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由中國參與倡導建立的金融組織（如金磚國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來實現對全球金融規則的重構。

在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過程中堅持“五大自決”

具體來說，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五大自決”，即匯率自決、利率自決、資產定價自決、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自決和人民幣國際化自決。

第一，匯率自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外匯市場交易逐步放開，匯率的形成機制逐步市場化，但是匯率市場化的過程是漸進的，有控制的。因此，中國執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中國政府保持對外匯市場的一定控制權，這是由本國外匯市場的發育程度決定的，也是有利于本國外匯市場的基本穩定的正確做法。在匯率機制的市場化領域急于求成，就會使居于弱勢地位的貨幣喪失定價權，從而難以保障外匯市場的穩定。這一點在1986年日元匯率被美西方操縱而被迫升值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東南亞各國匯率被國際投機金融資本所操縱而大幅度貶值的慘痛事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始終保障國家對人民幣匯率的一定控制權，既基本依靠市場機制決定匯率的形成，也不迷信市場，不放縱市場，使國家具備匯率市場的基本控制力。中國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基本是聯系一攬子貨幣的，其中主要是錨定美元，這種聯系匯率制（尤其是深度錨定一種主要貨幣）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對于中國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以及匯率自決是不利的，未來應該進一步改善人民幣的錨定物，使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更加具有自主性，更加科學化和穩定化。

第二，利率自決。利率自決也就是一國貨幣政策的自決。中國始終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避免貨幣政策被其他國家所控制，尤其是避免落入美元利率政策的陷阱。中國制定利率政策的基準點始終是根據中國自身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和需求而制定，這一戰略定力使得中國在與美國的金融博弈中始終把握主動權，而不被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貨幣和利率政策所掣肘。美國通過操縱利率，來影響全世界的資本流動，同時操縱全世界的資產定價，以利于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全世界的資產收割。因此，堅持利率自決，是保障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保護我國資產價值穩定的重要政策前提。

第三，資產定價自決。資產定價自決既跟利率政策的獨立性密切相關，又跟一國在這些資產市場交易中的獨立地位密切相關。一國若放棄本國重要的戰略資產的定價權，就會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其產業也最終淪為其他國家的財富機器。尤其是房地產定價權、股票市場定價權、貴金屬定價權、重要能源定價權、糧食定價權，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產定價權，必須始終掌握在本國手中。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中，所有資產價格都會受到國際市場交易的嚴重影響，正因如此，一國控制本國資產定價權尤為重要。中國的中央銀行、證監會、金融監管總局要始終保持對我國關鍵資產的定價權，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和增強我國政府干預市場的機制和能力，完善相關的期貨交易市場（比如糧食期貨、石油期貨等）的定價機制，奪取全球期貨市場的定價權。國家對關鍵行業的控制力不能削弱，防止外國壟斷金融資本控制我國關鍵行業。比如近二十年來，西方壟斷資本在我國糧食市場上大舉布局，一些對我國國計民生影響重大的糧食產業，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西方壟斷資本所掌控，大豆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幾十年間，我國由一個大豆的凈出口國，變成一個巨量進口大豆的國家，大豆產業遭遇嚴峻打擊，其根源在于我國眾多主要的大豆壓榨企業都已經被跨國糧食資本所收購或者控股，這就導致一段時間以來，外國大豆基本完全取代中國國產大豆而成為大豆壓榨企業的唯一原料來源。大豆的定價和大豆油的定價已經基本落入跨國糧食壟斷資本之手。目前這一局面得到改變。從大豆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國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對關鍵行業的產業安全高度重視，要牢牢控制關鍵資產的定價權。2024年9月以來，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價格保衛戰，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央行、證監會和金融監管總局在價格保衛戰中運用多樣化的工具，對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進行有效、有力、有序的干預，實踐證明，我國央行和金融監管部門具備控制資產定價權的基本能力。

第四，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自決。貨幣發行跟利率政策一樣，都要保持必要的獨立性，以避免被其他國家牽著鼻子走。要逐步改變通過結售匯體系而被動增加貨幣供給的機制，從而形成我國自己的科學的貨幣供給機制。近十幾年來，中國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主要是以美元債券（美國國庫券）為基本存在形態。中國通過結售匯體制來發行人民幣基礎貨幣，進而使得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量之間甚至形成了相當固定的對應關系，這就造成了一個對于我國基礎貨幣發行存在風險的現象，也就是結售匯規?；蛎涝媰r的外匯儲備成為決定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量的最重要變量。因此，學術界不斷警醒我國貨幣發行部門注意調整我國的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因為在原來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形成機理下，我國的央行事實上面臨著有可能成為美聯儲的分支機構的風險，而央行主要應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需求來決定基礎貨幣發行量，從而使人民幣不致于成為美元影子貨幣。因此，實現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自決，科學調整我國基礎貨幣形成機制，對于我國貨幣發行安全、產業安全、資產安全極為重要。

第五，人民幣國際化自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在不斷上升，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人民幣的國際化是隨著我國產業的走出去、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拓展而逐步展開的，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有著堅實的產業和貿易基礎，而不是中國政府一廂情愿地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人民銀行《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中指出，2023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堅持市場驅動、互利共贏，以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導向，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境內外主體持有、使用人民幣營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被更廣泛地使用，人民幣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進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幣業務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持續提高。2023年，銀行代客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52.3萬億元，同比增長24.1%，其中，經常項目尤其是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增長較快。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占同期貨物貿易本外幣跨境收付金額的比例為24.8%，同比提高6.6個百分點。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顯示，2024年8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占比為4.69%，2023年11月以來，人民幣連續十個月成為全球第四位支付貨幣。中國人民銀行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人民幣投融資功能進一步深化。SWIFT數據顯示，2024年8月，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占比為5.95%，是全球第二位貿易融資貨幣。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深化與境外央行間貨幣合作，貨幣互換安排成為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以來中國央行與沙特阿拉伯、毛里求斯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進一步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海外人民幣清算網絡持續優化，2023年以來在巴西、柬埔寨、塞爾維亞新設人民幣清算行。截至2023年末，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約1.5萬億元。報告指出，央行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基礎性制度安排，更好滿足各類主體人民幣交易結算、投融資、風險管理等需求，深化金融市場開放，統籌好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從央行這份詳實的報告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國際化沒有脫離實體經濟，沒有脫離貿易和投資，是緊緊圍繞產業和貿易而進行的實實在在的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也不是為了形成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而是為了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于企業走出去。因此，中國在全球支付貨幣、清算貨幣、儲備貨幣和投融資貨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是基于實實在在的國際貿易和產業發展需求。人民幣的國際化，絕不能簡單追隨美元霸權模式，而是以實際貨物貿易和產業投融資為基礎，穩步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

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參與全球化深度的不斷提升，我國金融治理體系的市場化、全球化和開放化的程度也越來越高，中國的金融安全也越來越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制度的深刻影響。這要求我們必須把現代化、市場化、開放化和安全化高度統一起來。在中國現代化金融治理體系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始終抓住實體經濟這個牛鼻子，始終抓住產業升級這個重要抓手，以金融手段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推動五大金融體系的完善，從而助力我國的國家金融競爭力不斷提升。同時，中國還要以積極主動的心態，深度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推動制度型金融開放。中國要循序漸進穩步推行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始終以增進貿易投資便利為主要目標，堅持穩健和務實的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同時，還要強調金融自主和“金融自決”。中國深知，在一個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中，堅持本國的金融自決對于金融安全異常重要，中國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堅持維護國家金融主權，努力實現匯率自決、利率自決、資產定價自決、基礎貨幣發行自決和人民幣國際化自決，警惕金融帝國主義的“金融殖民”。當然，中國的金融開放政策同時也意味著中國金融業更多地“走出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推動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發展，而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也同樣要遵循漸進主義原則，將內向國際化（國內金融市場向外資的開放）與外向國際化（中資金融機構走向國際金融市場）緊密結合起來，將推動跨國銀行本土化經營和充分實現內外聯動結合起來[4]。

今天，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紛繁復雜，大國博弈進入關鍵周期，中國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一個全球背景下，我國現代化金融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不僅對于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穩定發展和建設現代化金融強國意義重大，更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大業。緊緊圍繞五大金融建設，密切服務國家產業升級與轉型，聚焦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金融治理體系，審慎、漸進而不失時機地深化中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改革，中國金融業才能真正走上康莊大道。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與理論研究工程重大項目《新中國工業化進程與舉國體制研究》（2021mgczd008）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