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與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數字經濟正逐漸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跨境電商等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全球數字治理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而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倫理失衡、價值沖突和信任危機方面，亟待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系統化治理與價值共識的構建。在這一過程中，各國政府、科技企業與國際組織需共同努力，承擔起推動全球數字倫理建設的責任，通過建立價值共識與制度保障，推動全球數字治理邁向更加包容、共享與合作的新時代。

關鍵詞:全球數字治理 倫理規范 數據保護 價值體系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化帶來的發展和治理問題。在2022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攜手走出一條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數字經濟活力迸發、數字治理精準高效、數字文化繁榮發展、數字安全保障有力、數字合作互利共贏的全球數字發展道路。”2024年11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了“完善全球數字治理，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為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擘畫了宏偉藍圖，強調了數字治理不僅是技術與經濟問題，更是關乎全球發展公平、共享與責任的重大倫理命題。在此背景下，數字倫理作為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重要價值維度，其提出與構建，對于我們當前平衡數字技術發展與社會價值之間的關系，推動全球數字治理向更加人本、包容與合作的方向邁進，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與現實緊迫性。

全球數字治理的現狀與挑戰

全球數字治理指的是在數字全球化的背景下，相關各方在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及其規范以及數字經濟的合作與促進等方面，通過協調立場而達成的制度、規則與規范及其運行的過程。全球數字治理涉及信息網絡、數據主權、跨境數據流動、新興技術治理等諸多議題，需要政府、國際組織、企業、民間團體等多種主體參與。[1]作為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數字治理正隨著數字經濟、跨境數據流動、平臺經濟和人工智能的進步而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全球數字治理體系也面臨多重復雜挑戰，特別是在倫理失衡、價值沖突和信任危機方面，亟待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系統化治理與價值共識的構建。

倫理失范問題

全球數字治理中的倫理失范問題日益凸顯，集中體現在數據隱私保護不力、算法偏見頻現以及技術濫用現象叢生等方面。其中，數據濫用問題尤為突出，2018年震驚全球的“臉書-劍橋分析”（Facebook-Cambridge Analytica）數據泄露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在此事件中，平臺企業違規使用用戶數據，導致大量個人隱私信息泄露，引發國際社會對數據安全治理的普遍關注，同時也凸顯了現有隱私保護機制的制度缺陷。類似地，人工智能算法在招聘、信貸等社會關鍵領域的廣泛應用，也引發了隱性偏見等一系列倫理挑戰。以部分招聘平臺為例，由于訓練數據樣本存在歷史偏差和代表性不足等問題，算法在篩選過程中可能產生基于性別、年齡或種族的歧視性結果，損害了就業機會的公平分配。在信貸評估領域，算法決策可能對特定群體形成系統性排除，加劇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倫理治理框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決策機制已在公共安全、司法裁決等關乎社會穩定的重要領域得到應用。這些系統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不僅存在技術失控的潛在風險，還可能因算法的“黑箱效應”而產生難以解釋和糾正的決策偏差，進而損害公民權益，削弱社會公平正義。這些復雜的倫理難題向全球發出警示：加快數字倫理規范建設，完善算法公平性評估機制，確保人工智能技術在遵循公平、透明、可問責等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發展與應用，已成為全球數字治理的緊迫任務。

價值整合問題

全球數字治理中的價值碰撞，主要體現在各國對數字技術、數據權利和治理模式的理念分歧上。由于國情差異，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強調國家主權和數據安全，主張各國應依據本國法律管理數字空間，以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而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則以開放互聯網和信息自由流動為核心理念，強調技術創新和市場主導，試圖通過制定技術標準和全球規則來鞏固其在數字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盡管實質上也在通過多種監管手段維護其網絡主權，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加劇了全球數字治理的復雜性。在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方面，歐盟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強調個人隱私保護和數據使用規范，并對違規企業處以高額罰款。而美國等技術領先國家則將企業創新和數據商業化置于優先地位，認為過度的隱私保護可能制約技術發展和經濟增長，這種重商業輕保護的發展模式引發了廣泛爭議。值得注意的是，《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在強化數據保護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數據治理標準的碎片化趨勢，增加了跨境數據流動的合規成本。此外，網絡安全治理領域的深刻分歧正日益加劇國際關系緊張態勢。部分國家甚至利用網絡技術干預他國內政，實施網絡監控和數據竊取，導致全球數字治理的復雜性呈指數型攀升。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自身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以及資源儲備相對匱乏，在全球數字治理標準的制定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處于邊緣地位，不僅難以參與規則制定和決策過程，更無法充分分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這種制度性失衡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格局，使南北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擴大。

信任危機問題

數字治理領域正面臨嚴峻的信任危機，影響公眾對數字技術應用的基本信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全球范圍內缺乏統一的數字倫理規范和完善的治理框架。這一制度缺陷導致數據泄露、隱私侵犯以及算法透明度等問題持續存在，亟待解決。諸多知名互聯網巨頭頻繁曝出的數據泄露丑聞，使得公眾對企業的數據管理能力產生了深深的質疑與擔憂，進而對整個數字技術應用的安全性畫上了大大的問號。[3]同時，全球數字治理規則的長期缺位，導致各國和地區的治理標準各自為政，難以實現有效協調與整合。這種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不僅阻礙了跨境數據流動，更制約了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使全球數字合作舉步維艱。此外，部分技術領先國家在追逐經濟效益的過程中，過分強調創新速度而輕視倫理監管，使技術發展與倫理要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種重發展輕監管的傾向，不僅損害了公眾對數字技術的信任，還加劇了國際社會在數字治理理念和路徑選擇上的分歧。各方對于數據主權、市場準入、倫理標準等核心議題的爭議持續升溫，進一步加深了全球數字治理的困境。因此，重塑公眾信任、凝聚全球倫理共識并構建行之有效的治理框架，已然成為全球數字治理領域亟待攻克的重要課題，關乎數字時代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繁榮穩定。

數字倫理的理論基礎與核心價值

構建全球數字治理中的倫理體系，既是技術治理的現實需要，也是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價值訴求。數字倫理的理論基礎主要包括公正理論、全球公共產品理論和倫理治理理論，這三大理論共同為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提供了價值支撐和實踐方向。

在全球數字治理中，公正理論強調數字資源的公平分配、數字規則制定的平等參與以及數字收益分配的公正性，要求對全球數字領域存在的不公正現象進行糾正。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作為公正理論的經典著作主要討論的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公正性，今天其思想框架也被廣泛應用于數據治理和數字資源分配的討論中。當前的數字不公正主要體現在全球數字鴻溝和數字殖民主義等問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定義，數字鴻溝主要指的是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理區域之間在獲取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機會以及互聯網使用方面的差距。[4]隨著數字技術的更新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世界范圍的數字不平等之勢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以人工智能發展為例，當前全球先進大模型往往借助數字巨頭的平臺優勢和先發便利，大量利用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和語料進行大模型訓練，并以此收獲超額收益。這些人工智能巨頭還大量使用發展中國家“幽靈勞工”，[5]他們不僅面臨繁重的數據工作，還飽受勞動條件差、報酬低和無保障之苦，這可以說是殖民主義在數字時代的回潮。

全球公共產品理論將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視為一種必要的公共產品，強調國際社會相關主體尤其是大國必須負起責任來提供足夠的全球公共產品。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經典論文《公共支出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1954）中，系統地定義了公共產品的核心特征，即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和非競爭性（Non-rivalrous）。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1999年發布的《全球公共產品：國際合作的關鍵領域》（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報告中，將公共產品理論拓展到全球范圍，也為全球數字治理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在現實的全球數字治理格局中，部分西方大國憑借自身強大的數字技術實力和資源優勢，本應在推動全球數字公共產品供給上發揮積極引領作用，卻更多地將精力放在維護自身數字霸權和利益上，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乏足夠投入。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關鍵的全球公共產品領域為例，發展中國家對高速寬帶網絡、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的需求極為迫切，但在一些跨國海底光纜建設項目中，某些大國為了確保自身在數據傳輸領域的主導權，在項目規劃和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自身戰略布局，忽視了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接入便利性和成本承受能力。

在此基礎上，倫理治理理論則強調技術開發與應用中的責任倫理，要求企業、技術研發者和政府等各方主體承擔相應的倫理責任，確保技術發展造福社會整體利益，避免產生負面影響。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責任的原則：科技文明中的倫理探索》（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1979）中，提出了“責任倫理”的核心原則：技術開發者和使用者必須對技術的潛在后果負責，尤其是對不可預測的風險。他強調技術必須服務于人類福祉和長遠利益，而不是僅僅追求效率和進步。以社交媒體平臺為例，平臺企業作為技術開發和推廣的關鍵力量之一，肩負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然而，某些社交媒體平臺曾因算法推薦機制過于追求流量和用戶粘性，導致虛假信息、極端言論等不良內容在平臺上廣泛傳播，對社會輿論環境和公眾認知造成了負面影響。這凸顯出平臺在技術設計階段，就應當將公平、安全等原則融入其中的重要性，從源頭上保障技術應用的正當性與可靠性，堅決防止技術被濫用以及數據泄露等嚴重問題的發生。當然，與此同時，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也需要通過及時完善相關的制度規范和法律約束對技術應用進行監管，為數字倫理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

在數字治理的理論基礎之上，數字倫理的核心價值可以歸納為“公正、隱私、透明與責任”四大支柱。這四大支柱共同構成了全球數字治理的倫理框架，為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提供了規范指導，旨在推動全球數字治理向更加公平、透明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公正（Justice）作為數字倫理的首要準則，著力于根除算法歧視以及數據分配不均的現象，力求保證技術應用能夠廣泛且公平地惠及大眾。在當下，全球數字領域的不平等狀況正持續加劇，從網絡基礎設施的分布差異，到人工智能技術在數據處理進程中極易產生的“隱性偏見”，都使得算法在諸如保險定價、教育資源分配等場景下，出現基于地域、階層等因素的不合理區別對待。以某些保險行業的智能定價模型為例，由于其采用的歷史數據存在地域經濟差異偏差，致使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客戶收取過高保費，造成明顯的不公平結果。要化解這一難題，就必須強化對數據來源和質量的管控，改良算法設計邏輯，并引入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審核評估，以此確保算法決策的公正性。而且，在全球范圍內的數據資源共享環節，也應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尤其要保障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中的平等參與權，逐步縮減因數據資源差距而形成的數字鴻溝，使全球數字發展更加均衡、合理。

隱私（Privacy）在數字治理領域占據著關鍵地位，重點聚焦于維護數據主權以及用戶的隱私權益。隨著云計算技術的深度普及，數據的非法挪用與隱私泄露事件屢見不鮮，極大地損害了用戶的基本權益。例如，一些在線教育平臺在未經用戶明確許可的情況下，將用戶的學習習慣、興趣偏好等數據共享給第三方廣告商，用于定向廣告投放，嚴重侵犯用戶隱私。全球數字治理體系構建，應在充分尊重各國數據主權的基礎上，推動跨境數據流動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實現數據安全防護與全球化業務拓展的平衡發展。與此同時，積極推進隱私保護技術的研發與創新至關重要，廣泛應用區塊鏈技術確保數據的可信存儲、采用同態加密技術保障數據在運算過程中的保密性，以及運用聯邦學習技術在分布式環境下進行數據協同訓練，從而全方位提升數據在產生、傳輸、存儲和使用等各個環節的安全性，切實防止用戶隱私遭受泄露和非法利用。

透明（Transparency）構成了數字技術實現公正與責任的基石，著重強調算法運行以及數據運用過程的可闡釋性。以智能投資顧問系統為例，其復雜的算法決策過程往往讓投資者難以洞悉投資建議背后的依據和邏輯，一旦投資出現虧損，就容易引發投資者對系統公正性的懷疑和不滿。因此，企業有必要提升算法的透明度，采用可視化技術展示算法的決策流程，使技術決策具備清晰的可追溯路徑和易于理解的解釋說明。此外，透明化的監管機制不可或缺，企業和政府部門應當公開數據的收集目的、存儲方式以及應用范圍等規則，切實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有效預防數據的違規使用和權力的肆意擴張，進而為數字治理營造一個公開、透明且可監督的良好環境。

責任（Responsibility）是數字倫理架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要求參與數字技術應用的各個主體都承擔起相應的職責，確保技術的發展處于安全、可控的軌道上。政府作為宏觀調控和監管的主體，應當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明確數字治理的法律邊界和行為準則，約束數據的合法流動和技術的合理應用。例如，通過立法規定醫療數據的共享條件和使用范圍，防止患者隱私泄露。企業作為數字技術開發與應用的核心力量，必須建立嚴格的數字倫理審查體系，對新技術進行全面、深入的評估，避免技術的不當使用帶來負面社會影響。如社交媒體平臺要對用戶生成內容的傳播負責，通過智能審核技術過濾虛假信息和不良內容，防止不實信息的大規模擴散。同時，公眾的參與和監督責任同樣不可小覷，通過提升社會大眾對數字倫理的認知水平和監督意識，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數字治理新局面，促進技術進步與社會價值的有機融合與協同發展。

數字倫理的“公正、隱私、透明與責任”四大支柱，共同構成了全球數字治理的核心價值體系。這一體系不僅回應了當前數字技術發展中的倫理挑戰，更為數字治理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與路徑，推動全球數字化向更加公平、透明與負責任的未來邁進。

全球數字倫理治理的實踐探索

如何在技術進步與倫理約束之間找到平衡，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要議題。在這一背景下，部分國家和地區通過立法、政策與多邊合作，探索符合倫理價值的數字治理路徑，為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寶貴經驗與啟示。

在全球數字治理的探索中，歐盟率先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將數據隱私與安全提升至倫理優先的高度。自2018年實施以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成為全球隱私保護的標桿性法律，其核心要求包括企業在數據采集、存儲與使用過程中需征得用戶明確同意，并賦予用戶知情權、刪除權與數據攜帶權。這一法規不僅提升了數據治理的透明度，還通過嚴厲懲罰數據泄露和濫用行為，強化了企業的責任意識。《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的實施啟示各國，數據隱私保護需要平衡技術創新與個人權利之間的關系。然而，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視，在跨境數據流動與數據使用效率方面，《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與其他國家數據自由流動政策產生沖突，導致全球數據治理規則碎片化的問題日益加劇。在《可信賴人工智能倫理準則》（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2019）中，歐盟明確提出，人工智能必須符合倫理原則，確保其對社會整體利益產生正面影響，并提出了三大核心要求，即合法性（Lawfulness）、倫理性（Ethicality）和穩健性（Robustness）。

與此相呼應，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報告《數字相互依存時代》（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2019）將全球數據流動和技術創新的普惠發展視為數字化時代的重要“全球公共產品”，呼吁國際社會共同建立一個公平、安全的數字技術共享機制。聯合國《數字合作路線圖》（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2020）則旨在推動全球數字治理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6]聯合國提出通過跨國合作縮小數字鴻溝，確保發展中國家能夠平等地享受數字經濟帶來的紅利。這一合作框架強調數字倫理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性，倡導技術創新與數據資源共享應服務于全人類，而非局限于少數國家或企業利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發布的《人工智能倫理建議》（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則主張全球范圍內的技術治理需以倫理為核心，提出“責任倫理”應貫穿技術開發、部署和應用的全生命周期，強調平臺企業和政府的雙重責任，即企業應主動防止算法歧視、數據泄露和技術濫用，政府應通過法律法規制定監管框架，為技術應用提供倫理保障。

在數字治理的實踐層面，中國通過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構建了較為完備的法律與政策體系，突出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的責任倫理。數據安全法提出數據分類保護原則，重點加強對關鍵數據與個人信息的監管，防止數據泄露與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則進一步細化了用戶數據保護權利，要求企業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履行透明告知、用戶同意和最小化原則，確保數據治理的責任明確與合規操作。在《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2021）》中，中國提出技術開發需符合倫理審查要求，保障人工智能的透明性、責任性和安全性，特別強調平臺企業需履行社會責任，避免算法偏見、數據泄露等問題。中國的實踐為全球提供了雙重啟示：一方面，強化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保護的法律基礎；另一方面，通過國家監管與企業自律相結合的方式，確保數字技術在倫理框架下合理應用，為全球數字治理提供了具有借鑒意義的路徑。

在數據跨境治理方面，中歐數據協定為隱私保護與數據共享之間的平衡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中歐雙方在數據保護與跨境數據流動方面達成協議，試圖解決隱私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協定提出了數據本地化存儲與跨境共享相結合的路徑，即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允許合規的數據跨境流動。同時，中歐雙方就隱私保護標準進行了協調與互認，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治理共識，避免了數據治理規則碎片化的問題。這一實踐表明，通過國際協商與合作，可以在隱私保護與數據共享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為全球數據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經驗與啟示。

全球數字治理價值體系的構建路徑

面對全球數字治理體系中的倫理失衡、規則碎片化與信任危機等問題，構建一個以數字倫理為核心、價值共識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已迫在眉睫。數字倫理不僅關乎技術發展的道德約束，更關乎全球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為此，全球數字治理價值體系的構建應從明確全球共識、構建治理框架、推動多邊合作以及加強公眾教育與技術責任等四個方面入手，推動形成一個公正、透明、包容且可持續的數字治理新格局。

明確全球數字治理中的數字倫理共識。聯合國發布的《數字合作路線圖》為全球數字合作提供了初步框架，但在倫理規范方面仍需進一步深化與細化。二十國集團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協調平臺，應將數字倫理議題列為優先事項，促進各國在隱私保護、公正治理與數據安全等領域達成共識。可以通過設立全球數字倫理論壇，邀請各國政府、企業及國際組織共同參與，制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倫理宣言》，為技術開發提供倫理指導。同時，建立多邊對話機制，協調各國在數據隱私、人工智能倫理與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的標準，減少全球治理中的倫理分歧與規則碎片化現象。此外，為打破全球數字治理中的“南北鴻溝”，應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平等對話，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數字治理能力，推動南南合作，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數字倫理實踐方案，確保各國利益得到尊重與保障。

構建以倫理為導向的全球治理框架。全球數字治理規則的制定需要將倫理評估作為核心環節，確保技術開發與應用符合公正、透明與安全的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全球標準制定組織（如ISO與IEEE）應設立倫理審查委員會，對新興技術進行全面的倫理評估，確保算法設計、公平性與隱私保護等方面符合倫理標準。此外，各國也應在本國立法過程中引入倫理審核機制，例如對人工智能算法進行強制性倫理測試，以平衡技術發展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制定跨國數據流動的倫理規范至關重要，既要保護國家數據主權與隱私安全，又要推動全球數據共享的合規化與規范化。通過構建統一的跨境數據倫理框架，借鑒中歐數據協定的成功經驗，各國可以在數據本地化與跨境共享之間找到平衡，確保數據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推動多邊合作與區域試點項目。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數字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區域合作平臺，特別是通過“數字絲綢之路”推動數字倫理實踐，助力參與國家實現普惠共享的數字經濟發展。具體而言，中國可以通過與共建國家的技術合作，推進數據安全、隱私保護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發展中國家縮小數字鴻溝。同時，在數字合作中引入倫理治理，確保技術應用符合公平、公正與透明原則，推動跨國合作的可持續性發展。此外，亞太與歐盟地區在數字治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可通過區域性試點項目推動數字倫理框架的落地實施。例如，在亞太地區，可以依托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推動區域協同治理，建立數字貿易與數據共享的試點機制；而在歐盟，則可深化與其他國家的法律兼容性合作，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為基礎，開展數據治理與隱私保護的試點，形成可復制的區域實踐路徑。

強化公眾教育與科技企業的社會責任。數字治理的落地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因此提升公眾對數字倫理的認知是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數字倫理的宣傳與教育，可以增強公眾對隱私保護、算法公正與技術責任的意識。此外，將數字倫理教育納入學校與社會教育體系，有助于培養新一代具備數字倫理素養的公民與技術人才，為未來數字治理提供人才保障。同時，科技企業作為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主體，必須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需建立完善的倫理審查機制，在數據采集、算法應用與技術推廣過程中開展嚴格的倫理評估，防止技術濫用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外，可以設立獨立的倫理審查委員會，監督關鍵技術應用的倫理規范，確保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從而推動數字技術的發展與社會價值的和諧統一。

結論

全球數字治理的未來不僅需要追求技術效率與經濟效益，更要注重價值倫理的深度嵌入，以確保技術發展造福全人類，維護社會的公平與可持續性。“公正、隱私、透明與責任”為核心的數字倫理四大支柱，有效回應了當前全球數字治理中存在的倫理缺失與價值沖突，為構建一個創新型、合作型的世界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撐與實踐路徑。數字倫理的引入能夠彌補治理體系在公平性、透明性與信任危機方面的不足，通過建立倫理規范、完善治理框架、推動區域合作與公眾教育，幫助全球數字治理在技術創新與社會價值之間找到平衡，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

展望未來，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完善需要以倫理價值為導向，形成全球范圍內的共識與實踐創新。在這一過程中，各國政府、科技企業與國際組織需共同努力，承擔起推動全球數字倫理建設的責任，通過建立價值共識與制度保障，推動全球數字治理邁向更加包容、共享與合作的新時代。讓我們攜手共建更加公平、透明與可持續的治理體系，實現技術進步與人類價值的和諧統一，共同迎接數字文明的美好未來。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