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短視頻成癮關乎用戶主體性與人機交互生態的良性發展。基于算法、用戶、內容三個維度,本文揭示算法作為平臺的“元語言”,通過個性化推薦、即時滿足與社交驗證等多層機制,深入介入個體的感知與行為進程。在這一過程中,用戶精神結構的三個維度被迎合或改變——本我的即時沖動獲得無限放大;自我對使用媒介的理性調控被懸置;超我層面的文化、道德與價值訴求則部分讓渡給平臺邏輯與機器權力。此種“人智交互錯位”背后揭示的是個體與算法、平臺及其背后的機器技術體系之間的交互關系發生了偏移和異化。這為我們理解智能媒介環境下的成癮現象提供了多維度分析框架,也為數字化生存引入更深層對話與思辨的契機。
【關鍵詞】短視頻成癮 人智互動 推薦算法 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短視頻已發展成為全民化的內容媒介。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為10.70億人,較2023年12月增長347萬人,占網民整體的96.6%。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10.40億人,占網民整體的93.8%。可以說,短視頻已深度嵌入當代信息傳播、文化傳承及日常生活,尤其在算法推薦技術加持下,短視頻已經成為人們媒介化生存的重要工具。
但與之相伴的是,短視頻觀看成癮已成為當下的一種社會癥候。媒介成癮并非新現象,無論是印刷、廣播、電視、電子游戲,還是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每一種新興媒介在帶來便利與娛樂的同時,也引發媒介依賴、注意力分散和自主性削弱的問題。短視頻平臺的設計和算法,利用現代社會對“工具理性”的偏好,使用戶行為更加符合效用化和即時滿足的需要,而算法背后的精準推薦系統通過對用戶數據的持續跟蹤,優化信息流,強化了即時滿足與沉浸體驗,但卻未能提供深度和持久的精神滿足。關于短視頻成癮,學界闡釋了平臺算法、用戶心理、內容設計等多方面原因,這些研究成果也揭示出,短視頻成癮的原因并非僅來自于用戶單一維度,而是算法技術、心理獎勵、社交需求、內容設計和認知機制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本文基于算法、用戶、內容三個維度,揭示短視頻成癮機制,同時從傳播效果層面,觀察短視頻成癮中用戶的精神結構及其主體性的變化情況。
短視頻成癮機制的三個維度:算法—用戶—內容
區別于現存的各種視聽形式,抖音、微信視頻號等短視頻平臺的核心特征是基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的推薦算法。①算法技術成為當代媒介平臺內容的“元語言”,它不僅僅是實現技術功能的一組工具或指令,而且也成為平臺主導信息流動、影響用戶行為與認知的深層規則結構。這種內容推薦和分發邏輯,使內容與用戶需求不斷趨同,強化即時滿足與沉浸體驗,很容易導致觀看成癮問題。
首先,在算法層面,持續無縫滿足用戶的個性化即時需求。平臺通過數據驅動的推薦系統精準捕捉用戶興趣并進行個性化推送,持續滿足用戶的即時需求。算法根據用戶的行為數據(如點贊、評論、分享、觀看時長等)來調整推薦策略,推送更有針對性的內容,進而在不斷迭代中增強平臺的吸引力,形成沉浸式體驗。
在傳統媒體中,信息呈現“公共性”,觀眾的選擇有限,信息傳播通常由少數媒體主導。而互聯網和短視頻平臺則通過算法推薦,幫助用戶過濾掉與自己興趣無關的內容:一方面,采用神經網絡的排序模型預測用戶對下一個視頻的興趣度;另一方面,通過強化學習不斷優化推薦策略,即系統將用戶的行為反饋當作“獎勵”或“懲罰”信號,不斷調整推薦策略,以持續提高用戶停留時長和互動率。當算法發現某類視頻能在短時間內激發更高的關注度和互動率,便會持續分發此類視頻,從而形成“興趣閉環”,構建“上癮循環”:用戶看得越多,算法越精準;算法越精準,用戶越容易陷入持續觀看。其中,平臺的默認設置與無縫體驗將沉浸感進一步強化。比如,自動播放功能、縱向連續滑動的交互設計,以及無限下拉等性能為用戶提供無縫觀看體驗。用戶幾乎不需要停頓、選擇或思考,就能輕易地一條接一條看下去。這種“無阻力”的使用方法揭示出短視頻平臺的重要策略:平臺通過設計選擇環境,使得繼續觀看成為默認路徑,而終止觀看則會產生反直覺或需要更多意志力的消耗。
其次,在用戶層面,容易導致自我決定幻覺的產生。算法使用似乎是對用戶決策的一種“賦能”,讓用戶的媒介使用更加“如魚得水”,獲得高度的自主支配和控制感。自我決定理論揭示個體心理健康的三個核心需求:自主性、勝任感和歸屬感。②包括短視頻在內的大眾文化消費可以用這三種心理來解釋:推薦算法精準推送符合用戶興趣和偏好的內容,使用戶在瀏覽過程中自認為感受到高度的自主性。用戶可以自主選擇觀看內容,不會受到傳統媒體內容的限制,對比之下,這種自主選擇權極大地增強了用戶的使用動機。而勝任感的獲取,來自點贊、評論、分享等互動功能提供的即時反饋,這種正反饋機制增強了用戶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激勵用戶持續參與和使用平臺。持續的勝任感滿足,雖然短期內提升了用戶的使用體驗,但也導致用戶對平臺的依賴性增強,難以自我控制使用時間。而歸屬感,可以理解為關聯感,即短視頻平臺作為社交媒體的背后邏輯。短視頻平臺上強大的社交互動功能進一步推動了“社交驗證”(Social Proof)的作用,即用戶通過他人的反饋來確認自己的價值和內容的質量。這種社交互動的機制使得用戶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平臺的互動模式,從而獲得社交期待、社會認同和歸屬感。如此,用戶在自主性、勝任感和關聯感中,在頻繁的“點開”“上劃”中進入成癮體驗。
最后,在內容層面,形成自我強化的內容池。一方面是無法預測的內容。內容創作者生產大量趣味片段、獵奇影像或精彩瞬間。“上劃”之后,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條視頻是什么,可能是新聞動態、知識解析,也可能是動物萌寵、搞笑趣聞等,哪怕遇到不感興趣的作品,手指一動就能輕易地劃走。這種持續不斷的“小確幸”讓人深陷其中。另一方面,這些快速、密集的刺激模式符合人類大腦尋求即時滿足的傾向,從而形成“內容刺激—觀看快感”的循環機制:觀看者無需投入太多時間或精力,就能迅速獲得滿足感,不斷刷屏能持續觸發這類短周期的獎勵機制。不同的內容始終圍繞用戶的興趣與偏好,在間性內容中形成某種相似性的鏈式內容。
由此可見,在算法—用戶—內容三者共同促進下,用戶可以不停地“上劃”觀看短視頻,無需思考、選擇下一條內容。這種設計方式導致用戶很容易進入算法與內容池作用下的流暢觀看狀態,產生沉浸體驗,進而不斷刷屏,形成近似上癮的使用體驗,忽視時間流逝,進一步增加了平臺的潛在成癮性。短視頻平臺精心設計的內容推薦和情感調動,往往能夠激起用戶的短期愉悅和滿足感;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在現代社會,用戶應對社會焦慮和壓力的一種心理寄托也是短視頻成癮的社會心理因素。
在平臺邏輯中,用戶的精神結構被迎合或重構
短視頻平臺不只是單一工具,而像是一個自我維持的生態系統,用戶的沉浸式參與和反饋形成了一個循環系統。③傳統自由主義認為,個體應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并有權根據個人價值進行判斷。然而,短視頻平臺利用算法推送逐漸承擔了用戶的自主選擇與價值判斷。在此過程中,首先,用戶的選擇過程是被重塑的。用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平臺所設計的默認路徑和自動播放模式,失去了對時間分配和觀看內容深思熟慮的空間。用戶雖說仍可退出應用,但此時退出已不再是一個自然、輕松的決定,而變得反直覺和困難。其次,出現價值“折扣”問題。當平臺通過算法過濾信息,不斷強化單調刺激和愉悅體驗,用戶很難自覺進行價值權衡和反思,可能漸漸淡忘更高層次的目標(學習、創造、深度閱讀)或忽略替代性活動的意義。這樣,用戶的自主性似乎并未被剝奪,但卻在實質上被弱化了:觀看行為日漸被平臺所設定的“默認場景”牽引。
在這個牽引的過程中,自我控制(停用、棄用、中輟等)變得不易,甚至在短視頻觀看中,人的精神活動的能量較低時,自我控制通常會產生損害,讓人處于自我損耗的狀態。當個體需要在情境中展現自我控制時(如抑制沖動、做出有意識的決策等),自身精神能量資源會被消耗。也就是說,當用戶試圖控制自己“不再看下去”時,需要消耗意志力(自控資源)。短視頻平臺設計通常會采取一些誘導策略,頻繁刺激用戶的即時需求(如視覺、情感快感、社交認同等),消耗用戶的自控能力。也就是說,短視頻的交互邏輯與底層算法,既為用戶創造了“無限”的娛樂體驗,又為其提供了“有限”的控制選擇。④隨著觀看時長的增加,個體的自我控制資源逐漸被消耗,導致用戶變得更容易受內容推薦和算法的引導,逐步陷入一個“自我控制”不足的惡性循環。
從精神分析理論來看,自我控制的困難首先來自本我的“膨脹”。在短視頻觀看中,短小、即時、豐富的內容形式正好迎合了本我對即時獎勵的需求。每次刷屏、點擊視頻和接收內容刺激,激發多巴胺的分泌,帶來愉悅感,這種即時快感的不斷回饋強化了本我對短視頻的依賴性和需求。因此,“刷”短視頻行為在獲得新奇快感的過程中,形成一條高頻多巴胺驅動的獎勵回路,使本我源源不斷地得到強化。換言之,在短視頻環境下,本我幾乎不需要等待和忍耐,其欲望被持續滿足。這為成癮奠定了基礎:用戶越來越難以放下手機,因為任何中斷都意味著本我快感的驟停。
在此過程中,自我陷入“休克”。作為個體心理結構中的調節者,自我承擔著平衡內在欲望與外部現實的責任,而現實中,平臺通過無形的誘導、框架設計、默認選項設置等方式來影響決策過程。這些手段往往不訴諸理性說服,而是利用了人類認知偏差(如默認偏好、損失厭惡、順從權威傾向)。在這種情形下,個體在意識不到自己被引導的情況下作出決策,其自主性與知情性受到質疑。短視頻的平臺設計降低了用戶進行反思、延遲滿足的難度:看下一個視頻只需輕輕一劃,無需選擇、辨別、付出額外的認知資源。自我原本應在欲望冒出時對其進行權衡和過濾,但短視頻的無縫體驗不斷弱化這種反思與自制的契機。用戶無需思考“為何繼續看?”“該不該停止?”——平臺已在算法上預設了下一段樂趣的即時供應。在這種場域中,自我對行為的調控難以施展,逐漸黯然失色。
“超我”代表個體內化的社會規范和道德標準,是行為的制約力量。然而,在短視頻的使用情境中,超我往往處于缺席或弱化狀態。超我的制約力量需要時間和心理空間來發揮作用,需要用戶停頓、權衡、反省。然而,短視頻的即時刺激模式使用戶的意識不斷被下一則更有趣的內容牽引,容不下道德權衡或價值判斷。超我被邊緣化之后,用戶更缺乏內在的自律和約束,缺乏超我規范的行為框架,進一步促進了短視頻成癮的形成。
與此同時,用戶的超我缺席了,平臺的約束力量填補進來了。平臺嘗試通過規制、界面設計和使用者協議等外在因素,為用戶設定某種道德和價值規范的“框架”,實現了一部分本該由用戶內心(超我)主動承擔的約束。平臺成為代替用戶自我反思和自我節制的“第三方角色”。但需要說明的是,平臺本身的定位在于商業運行和流量變現,其首要目標通常不是為了發揮道德或價值引領的功能。平臺希望通過滿足用戶的本我欲望(帶來愉悅與快感)來獲取流量與利潤,同時又不得不面對社會倫理、政策監管、公眾輿論和品牌形象的壓力。因此平臺需要在各種關系中實現平衡,在社會價值與商業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平臺實現社會價值的路徑,一方面是回應政策法規與社會期待,降低虛假、有害、煽動性內容的傳播,鼓勵展現更有益的內容,從而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另一方面是與公益組織、教育機構和內容創作者合作,引入對用戶有正向意義的內容(如健康生活、素養提升、社會議題討論等),構建“有益又有趣”的內容生態。當平臺引入具有“超我”屬性的功能(如觀看提醒、時間管理工具、內容分級審核等),并非完全抑制流量,而是幫助用戶形成更健康的使用習慣。這樣一來,用戶和社會對平臺的信任與認同將吸引優質廣告商和創作者的加入,形成更可持續的商業生態。
在平臺邏輯中,用戶的精神結構被迎合或重構:本我過度強化、自我對現實考量的功能失靈、超我的價值反思有所缺失。平臺成為一個服務者,很好地做好“接洽”“善后”工作。換言之,本我在被持續“喂養”的過程中強化了“繼續看”的欲望,而自我和超我本該承擔的價值衡量和約束功能卻無法執行。這就使得成癮變得順理成章:用戶沉溺于剎不住的快感列車,陷入被強化的享樂循環,難以抽身。而平臺部分承擔了超我之責,并獲得道德光環,同時打造了更牢固的用戶關系、更穩定的流量基礎以及更健康的商業生態系統。平臺承擔的超我之責不只是用戶內心的道德標準,也成為平臺在策略、機制與制度層面有意識的選擇,以求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利益的雙重統一。
如此看來,逃脫短視頻成癮并非易事,用戶的精神結構被迎合或重構,有了新特征或軌跡。首先,用戶從自主選擇到被算法驅動。算法驅動的內容推薦,使得用戶的選擇空間被平臺的算法所限定,算法能夠精準地預測用戶的偏好,并持續優化內容推薦。這種行為預測與操控,使用戶在不知不覺中被引導至特定類型的內容消費。⑤其次,用戶創作從自我主導到平臺主導。用戶的內容創作往往受到平臺算法和流行趨勢的影響,趨向于符合平臺推薦的熱門模式。這種情況下,用戶的自我呈現更多地依賴于平臺的引導,主體性在自我表達過程中被平臺規范所限制。再次,從獨立個體到網絡生態中的一部分。短視頻平臺構建了一個復雜的網絡生態系統,用戶在其中不僅是內容消費者,也是內容生產者的一部分。平臺通過社交互動、內容創作激勵和社區規范,將用戶深度嵌入到網絡生態中,使主體性在集體互動和平臺規則下被重新定義。⑥用戶成為一個被重塑的行動者,一次次進入短視頻的虛擬世界。
走出成癮與人智交互錯位之思
短視頻成癮機制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回路,由用戶心理偏好、神經獎勵機制、算法優化策略、社會文化氛圍以及人的主體性弱化共同作用而成。算法技術作為平臺“元語言”,重構了用戶的選擇與認知路徑,之于社會,其影響不僅表現在個人時間管理和認知層次上,也可能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導致注意力碎片化、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和文化格調的淺表化,以及個體意義感的降格。短視頻平臺通過提供簡短、快速的娛樂內容來滿足用戶對即時刺激的需求。這種模式往往造成了“即時滿足”之后的“長期空虛”,無法獲得深度滿足和持久的幸福感。
同時,無法將價值“尺度”交給平臺算法持守。目前,短視頻平臺對于用戶的影響,仍處于“選擇優化”到“行為操控”的灰色地帶:它并不剝奪用戶的選擇權,卻巧妙地調整選項排列和呈現方式,讓用戶更容易沉迷于不斷更新的視頻流中。盡管如此,短視頻成癮會帶來價值共識的困境。在人機互動的非對稱性關系中,算法究竟是賦予用戶更多選擇,還是剝奪選擇的可能性?算法背后隱含著這樣一種“善意假設”,即設計者(平臺)知道什么對用戶更好。比如,一些短視頻平臺在宣傳和運營中,常常以“以用戶為中心”“提升用戶體驗”為核心理念,傳播諸如個性化內容、隱私保護、數字健康、社會公益等理念,宣稱其所有功能和策略都是為了用戶的最佳利益。這種“善意假設”背后,平臺試圖證明其一切舉措,都是為了用戶的福祉。然而,用戶對“幸福”“快樂”或“有益時間利用”的定義各不相同。平臺算法傾向于推送輕松、娛樂化的內容,而較少涉及復雜的價值討論或深度思考,削弱社會討論中復雜問題和多元價值的存在,在自我強化的反饋循環中,異化了用戶多樣化的追求。
由此可知,短視頻成癮實質是用戶與短視頻的一種關系錯位,這種錯位表現為由“人主導媒介”轉變成“算法主導人”。在高度技術化的媒介環境中,“人智交互錯位”(Dislocation of Human-AI Interaction)意味著個體與算法、平臺及其背后的機器技術體系之間的交互關系發生了偏移和異化。本質上,這種錯位體現了人在面對以算法為核心的技術系統時,其主體性、認知判斷和行為決策逐漸受到隱性引導或操控,進而導致個體的意愿、價值與行動邏輯偏離自我主導軌跡,從而加劇了短視頻成癮現象。所以說,短視頻成癮現象并非單純的娛樂沉迷或心理問題,更是人與技術系統在協同互動中權力與主體性分配失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用戶的行為、情感和認知范式受制于算法邏輯與平臺設計,而非自主的理性判斷。因此,基于成癮機制,需從平臺、內容和用戶三方面進行協同調整。
一是注重短視頻平臺的倫理法則。首先,平臺在算法設計時應嵌入“道德目標函數”,用來描述算法在評估和分發信息時的價值取向與評判標準,從而在決策邏輯中納入用戶福祉與社會責任。其次,平臺可在界面設計上明確告知推薦邏輯,提供多元選項(如關閉自動播放、屏蔽特定類型內容)的渠道,允許用戶查看并調整推薦算法的參數。例如,提供“興趣調整”滑塊,讓用戶自主選擇希望接收的內容類型和頻率,從而減少算法對用戶行為的過度引導,恢復用戶在內容選擇上的主動性。
二是凈化內容池并引入多條水源。除了保障多樣化且高質量的內容,還有必要引入促進用戶心理健康的內容,如情緒管理技巧、正能量故事或冥想指導等。通過情感智能技術,平臺可根據用戶情緒狀態動態推薦有助于情感調節的內容,幫助用戶建立積極的情感連接。同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建立內容與用戶行為的動態關聯,基于數據分析,平臺可以動態調整內容推薦策略,智能識別并限制可能導致成癮的內容類型,及時干預可能導致成癮的觀看行為。
三是用戶自我調節與認知提升。從用戶角度出發,最核心的是提高自我認知和主體性。通過主動控制觀看時長、選擇觀看內容、發展健康的生活和社交方式,以及利用技術工具來輔助自我調節,用戶可以有效地減少成癮風險,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平衡感。此外,理解平臺的運作機制、參與平臺健康倡導也能促進個人行為的積極改變。
綜上,短視頻成癮現象不僅是智能技術與人類心理的交匯,也是人機交互關系錯位的體現。這就提醒我們,要在技術進步與人類主體性之間找到平衡,并構建更具公共精神和人本關懷的數字生態。在這一過程中,治理短視頻成癮不再僅是被動的癥候敘事,也是打開更深層對話與思辨的契機,為我們思考媒介技術時代的人類自由、理性與幸福提供啟示與方向。未來,短視頻成癮研究還需建構細化的分析模型,圍繞“算法—用戶—內容”框架,設計具體的變量或交互路徑圖,展示三者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動態作用。同時,全球化的成癮機理各有差異,未來可以探討短視頻成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和治理差異。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項目編號:23NJYH1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Wang, P.,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in TikTok: Strengths, dilemma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Int'l J. Soc. Sci. Stud., 2022, 10, p. 60.
②[德]彼得·沃德勒、[德]克里斯托夫·克里姆特主編,晏青等譯:《娛樂理論:牛津讀本》,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5年,第40頁。
③Harris, R. and Thorson, E., "Algorithmic media: A cultural ecolog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edia addictio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2020, 48(4), pp. 118-137.
④晏青、陳柯伶:《可控與不可控之間:短視頻成癮的媒介可供性》,《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⑤Ricci, F.; Rokach, L. and Shapira, B., "Recommender systems: Technique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Recommender systems handbook, 2021, pp. 1-35.
⑥[英]尼克·庫爾德利、[德]安德烈亞斯·赫普著,劉泱育譯:《現實的中介建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209-210頁。
責編/谷漩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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