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與教育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卻催生了新型留守兒童群體。留守兒童受侵害現象愈發顯著，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痛點。農村留守兒童、縣域寄宿制學校的留守學生以及單親家庭中的留守兒童，成為了最易受傷害的群體，構成了防治工作的重難點。有效應對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要求我們完善現有治理機制，積極探尋創新解決之道。政府、學校、家庭和社會各界應共同努力，通過構建綜合治理體系、實施長效機制、優化縣域學校布局、加強流動人口家庭建設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為留守兒童營造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關鍵詞】留守兒童  新型留守  未成年人受侵害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人口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的必然現象，但伴隨而來的留守兒童問題卻不容忽視。近年來，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凸顯了留守兒童成長教育的嚴峻挑戰。這背后折射出留守兒童在生存、家庭、教育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困難。有效防治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應完善現有治理機制，積極探尋創新解決之道，為留守兒童營造一個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未成年人受侵害現象是留守兒童問題的一種新表現

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城鄉人口流動規模日益擴大，眾多青壯年勞動力為尋求更好的生計，紛紛涌入城市打工，把年幼子女留在農村老家。這一現象催生了一個特殊的兒童群體，即留守兒童。留守兒童面臨的生存困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多年來，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留守兒童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改善留守兒童的基本生活條件，保障其教育權益，并建立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救助保護機制。這些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呈現出下降趨勢。與此同時，隨著人口城鎮化和教育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選擇攜帶子女外出打工，進一步減少了農村留守兒童的規模。據統計，2021年全國有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1199.20萬人，與2012年相比減少1071.87萬人，減幅達47.20％。然而，盡管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有所減少，但留守兒童問題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決。在城鄉一體化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大背景下，留守兒童現象從農村延伸至城鎮，從村落場景轉向寄宿制學校環境，并展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留守兒童受侵害現象凸顯，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人口城鎮化和教育城鎮化減少了農村留守兒童數量，但留守兒童仍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關于留守兒童數量的統計，由于定義和口徑的不同，所得出的數據也有所差異。教育部發布的教育統計數據，主要基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初中在校生的數據統計，提供了2011年—2022年義務教育階段6—15歲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變動情況，顯示2012年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和占比達到頂峰，小學和初中農村留守兒童分別為1517.9萬人和753.2萬人，占比分別為14.5%和15.1%；此后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和占比逐步下降，至2022年，小學和初中農村留守兒童分別減少到690萬人和396.6萬人，占比分別下降到6.4%和7.7%（見圖1）。這一統計數據界定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連續半年以上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將其托留在戶籍所在地家鄉，由父母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接受義務教育的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民政部的統計數據也顯示農村留守兒童規模自2016年以來逐步縮減，2016年、2018年和2020年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分別為902萬、697萬和644萬，該數據定義的農村留守兒童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農村戶籍）未成年人”。教育部和民政部的統計數據都表明傳統意義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在逐步減少，但至今仍然是一個規模較大的群體。這些留守兒童將在未來十幾年逐步進入社會，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他們的健康成長關乎社會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

在傳統意義的農村留守兒童規?？s減的同時，新型留守兒童數量卻在增長。有學者將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或一方跨鄉鎮外出流動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與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的0—17歲農村兒童。”根據這一定義，留守兒童數量呈現增加狀態，尤其是城鎮留守兒童的增長速度較快。不同統計口徑對留守兒童規模變化的不同判斷，反映出留守兒童構成發生變化。傳統意義的農村留守兒童（即留在村落生活而父母跨省市長距離流動前往大城市打工的兒童）數量在減少，但新型留守兒童數量卻在增長，從而導致留守兒童構成發生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

其一，新型城鎮化使人口流動方向、距離和形式更加多樣化，縣域內或附近市縣短距離流動勞動力增多。短距離流動勞動力往往工作變動較為頻繁，無法攜帶子女流動，通常把子女留在家鄉的鄉鎮和村學校上學，從而產生了一批父母就近流動的留守兒童。其二，教育城鎮化導致父母就業地與子女就學地分離現象較為突出。隨著縣域內優質教育資源日益向縣城或區域中心城市集中，一些地區縣城和地級市出現了“巨型學校”，吸引大批農村家長把子女送往老家縣城、臨近縣城或地州府城市就學。但受限于一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就業機會較少等原因，許多農村家長只能去往外地打工掙錢，把子女留在縣城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照看，從而產生了新型城鎮留守兒童。其三，部分地區農村空心化和鄉村學?？招幕罐r村兒童數量逐漸減少，農村留守兒童數量也相應減少，但農村兒童中的留守兒童占比卻逐漸上升。留在村落中的兒童多是家庭經濟較為困難的留守兒童。其四，隨著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斷提高，以及中小學輟學率越來越低，留守兒童多集中于寄宿制中小學，即寄宿制在校生成為留守兒童的一個主要構成。其五，近年來流動人口家庭不穩定現象較為突出，導致留守兒童數量增長。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的十年間，鄉村人口結構呈現出“386199”特征，即主要由留守婦女（“38”代表女性）、留守兒童（“61”代表兒童）和留守老人（“99”代表老人）構成。這一時期鄉村家庭的主導模式是父親外出打工，母親留守家中照顧年幼子女。然而，近十多年來，農村女性外出務工意愿持續增強，流動機會也逐漸增多，青年夫妻共同外出務工變得更加普遍。許多年輕母親不愿留在鄉村，若沒有條件攜子女一起流動，就只能把年幼子女留在家鄉由老人照料，進而導致缺乏雙親陪伴的留守兒童增多。此外，農村地區的婚姻問題進一步影響了流動家庭的穩定性，離異家庭和單親家庭中的留守兒童問題也日益凸顯。

留守兒童構成變化引發留守兒童問題新特征，留守兒童受侵害現象日益突出。留守兒童因缺乏父母陪伴、關愛和管教，其個體發展的社會化過程中會遭遇多重困境，可能產生心理、情感、行為、智力和觀念倫理等方面的問題，生理健康和人身安全也難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時，留守兒童中的未成年犯罪問題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隨著留守兒童構成的變化和新型留守兒童數量的增長，留守兒童的生存境遇和受侵害問題呈現出新的特點。

早期的留守兒童在鄉村社區和就讀的鄉村學校中，還有較多的玩伴和社交生活。而現在的留守兒童多是“群體中的少數”，他們容易自我封閉、難以融入群體，長時間沉溺于手機上網，導致容易出現“喜悅無人分享、痛苦無人關注、利益無人在意”的狀態。在鄉鎮和縣城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其日常生活場景被割裂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部分。即周一至周五，他們在寄宿制學校中被嚴格管教，手機被禁止使用；而到了周末，則處于無人管教的狀態，沉溺于手機上網和短視頻。一些留守兒童不僅學習存在困難，而且存在不適應寄宿制學校生活的情況，周末回家也很難與祖父母溝通學習壓力和情緒問題。事實上，不論是農村留守兒童，還是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都容易面臨心理失衡和行為失范的風險。若再遭遇家庭破裂的沖擊，更會加劇這一風險，使留守兒童既容易成為受侵害的對象，也可能成為侵害行為的實施者。

農村留守兒童、縣域寄宿制學校留守兒童和單親家庭留守兒童，構成了當前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中最為脆弱且復雜的群體

在頻繁曝光的未成年人受侵害事件中，有三類留守兒童尤為引人注目，即農村留守兒童、縣域寄宿制學校留守兒童和破裂家庭留守兒童。他們構成了當前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中最為脆弱且復雜的群體，是防治的重點和難點。

農村留守兒童是最為脆弱的兒童群體，也最有可能成為受侵害對象。隨著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和鄉村空心化現象的出現，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選擇攜子女外出務工或者將子女送往附近城鎮求學，這導致農村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逐步下降，但農村兒童中留守兒童的占比卻有所上升。繼續留在農村生活、就學的兒童往往家庭經濟較為困難，且不少孩子還生活在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或再婚家庭中，極度缺乏父母關愛與陪伴。鄉村空心化不僅減少了他們與同齡伙伴玩耍的機會，也減少了成年人的看護與監管，使得他們的休閑娛樂生活較為匱乏，因意外事故而傷亡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更為嚴重的是，農村留守兒童處于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環境之中，可能會產生厭學、厭世情緒，甚至成為校園欺凌的施害者。

縣域寄宿制學校容易成為校園欺凌的重災區，尤其是其中的留守兒童，既容易成為欺凌的受害者，也容易轉變為欺凌的實施者。在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逐年減少的同時，新型留守兒童——縣域寄宿制學校中的城鎮留守兒童數量卻在逐漸上升。當前，許多農村家庭子女在縣城或鄉鎮寄宿制學校接受中小學教育。據教育部統計數據，2022年寄宿制初中生達到2315.23萬人，占全國初中在校生總數的45.21%；寄宿制小學生達到967.13萬人，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的9.01%。一些縣域寄宿制學校面臨經費較為緊張、師資力量較為不足、食宿條件較差等問題，導致管理粗放，難以做到精細化、專業化。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心理問題和行為失范問題較為突出，容易出現欺凌現象。性格內向懦弱的留守兒童容易成為欺凌的目標，而一些成績較差、厭學或對寄宿制學校管理方式難以適應的學生則可能形成小團體，對弱小同學實施欺凌。曾經遭受過欺凌的留守兒童，也可能因心理扭曲而成為新的霸凌者。由于父母不在身邊，與祖父母/外祖父母溝通難度較大，加之害怕報復等原因，受欺凌的留守兒童容易選擇隱忍，無形中助長了霸凌者的氣焰，使得欺凌行為不斷升級，后果愈發嚴重。即使將欺凌事件報告給老師，由于個別老師管教無力，家長苛責無效，加之欺凌者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霸凌問題也難以得到徹底解決。這就導致縣域寄宿制學校的欺凌現象難以根除，防治工作較為困難。

處于問題家庭中的兒童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人口流動和鄉村空心化對農村家庭結構造成沖擊，家庭破裂、婚姻矛盾和家庭關系不穩定等問題日益突出。一方面，由于性別比失衡，個別地區的農村青年結婚較為困難，一些婚姻缺乏感情基礎，婚后生活困頓容易導致一方離家出走，留下年幼子女與單身父親（或母親）相依為命。個別單身父親（或母親）存在心理問題，將子女視為情緒發泄的對象，導致暴力管教現象出現。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兒童，不僅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也容易成為校園欺凌的施害者，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單身父親（或母親）長期外出打工，也可能因婚姻感情問題、生活壓力而心生怨憤或心理抑郁，將子女作為泄憤的對象。此外，流動人口婚姻破裂后重組的家庭往往也矛盾重重，虐待繼子繼女的事件時有發生。

綜上所述，農村留守兒童、縣域寄宿制學校的留守兒童以及單親家庭中的留守兒童，是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中最為脆弱且復雜的群體。有效防治這一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從改善農村家庭經濟條件、加強鄉村社會治理、優化縣域寄宿制學校管理、提升家庭教育質量等多方面入手，為留守兒童營造一個安全、健康、和諧的成長環境。

防治留守兒童侵害事件發生的有效措施

防治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的政策設計，應著力探索長效機制，納入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城鎮化加速推進的階段，留守兒童數量仍然較大，其面臨的困境和新型留守現象的出現，與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緊密相關。比如，教育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寄宿制學校的推廣普及、家庭不穩定因素的增多、互聯網短視頻的廣泛影響，以及縣域產業結構、就業機會、學校布局等因素，都有可能成為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發生的深層誘因。因此，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的有效防控和治理，不僅是教育部門的管理職責，也不局限于民政部門、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的救助及關愛行動，更需要綜合系統的政策設計，探索長效機制，納入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

現有的防治措施多側重于短期效果和具體操作層面，如校園內的嚴格管理、校園外的嚴防死守，雖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侵害事件的發生，但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本。當前，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的防治較為注重具體操作層面，主要依托教育機構和社區基層組織。隨著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斷提升以及學前教育入園率大幅提升，3歲以上留守兒童基本上都被納入教育機構。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采取了多種措施，防治校園內發生侵害留守兒童現象。各級民政部門及社區基層組織協同婦聯、共青團和社會組織采取了多種行動，保障留守兒童權益，避免留守兒童在校外生活環境中遭受侵害。同時，相關司法機構也逐步介入防治工作，如司法部門工作人員被邀請進入各地中小學進行普法宣傳。這些政策措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并未從根本上遏制留守兒童受侵害事件的發生。甚至，一些學校管理者、教師及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巨大的責任壓力下，工作負擔加重，加劇了基層工作的緊張氛圍。

有效防治留守兒童受侵害事件的發生，關鍵在于避免兒童留守。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出現的根源在于特殊形式家庭，即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分離或夫妻分離導致的家庭不穩定。因此，要徹底解決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應盡可能避免兒童留守現象。2016年，國務院發布的 《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 明確提出，“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當前，傳統意義的留守兒童數量明顯減少，但新型留守兒童數量卻在增加。新型留守兒童這一群體是隨著教育城鎮化而出現的。一些農村家長為了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把子女送到縣城或中心鎮寄宿制學校讀書，但這需要付出更高的教育成本（如購房、租房、交通費、生活費等）。為了支付這些教育成本，父母不得不外出打工賺錢，進而產生了更多的新型城鎮留守兒童。要真正實現“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這一目標，必須避免新型城鎮留守兒童數量的增長。

新一輪的縣域學校布局調整有利于“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新型城鎮留守兒童數量增長的背后是縣域教育城鎮化，而縣域教育城鎮化的推進與縣域學校布局直接相關。2023年8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7年，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和學齡人口變化趨勢的城鄉中小學幼兒園學位供給調整機制基本建立，優質教育資源擴充機制更加健全，學前教育優質普惠、義務教育優質均衡、普通高中優質特色、特殊教育優質融合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鞏固提升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力爭達到60%以上；擴增一批新優質義務教育學校，義務教育優質學位供給大幅增加；培育一批優質特色高中，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扎實推進，高中階段毛入學率持續提升；特殊教育學校在20萬人口以上的縣基本實現全覆蓋，融合教育水平顯著提升，適齡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保持在97%以上”。新一輪的縣域學校布局調整應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相結合，在提供優質教育機會的同時，考慮家長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鼓勵更多的學生選擇走讀（與父母一起生活）而非寄宿，從而減少留守現象。

流動人口的家庭建設應成為有效防治留守兒童受侵害事件發生的重點。家庭作為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其穩定性直接關系到社會和諧與穩定。人口流動對農村家庭的沖擊，不僅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也是留守兒童受侵害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促進流動人口婚姻關系的和諧與家庭關系的穩定，對于鄉村穩定發展、農村青少年健康成長，以及從源頭上根治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政府應從政策頂層設計出發，將流動人口的家庭建設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和人口發展規劃當中，并作為有效防治留守兒童受侵害事件發生的重要工作方向。

綜上所述，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的防治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學校、家庭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通過構建綜合治理體系、實施長效機制、優化縣域學校布局、加強流動人口家庭建設等措施，有望逐步減少留守兒童數量，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為孩子們營造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杰出教授）

【注：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社科類重大項目培育專項“共同富裕與青年共享發展的多元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330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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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16年2月14日。

⑦《教育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23年7月26日。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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