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釵頭鳳》是膾炙人口的宋詞名篇，相傳抒寫的是陸游與前妻唐琬的凄美愛情故事。但正如王國維所謂“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釵頭鳳》的“本事”是否可信，前賢已多有討論，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補充考證。

現存文獻最早提及《釵頭鳳》本事的，當為《耆舊續聞》卷十：“余弱冠客會稽，游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詞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筆勢飄逸，書于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后適南班士名某，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為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此園后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耆舊續聞》的作者，過去多認為是南宋陳鵠。但根據許勇《〈耆舊續聞〉作者非陳鵠考》（《文獻》2016年第5期）的考證，陳鵠實為明代人，只是此書的抄錄者而非作者。《耆舊續聞》作者雖不可考，但根據書中內容推測，大抵成書于南宋寧宗嘉定間或稍后。

其次是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卷二：“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惰于學也，數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園，坐間目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后見曾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學于放翁。”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成書于咸淳二年，晚于《耆舊續聞》四五十年。但其所述陸游前妻與沈園之事，并非源自《耆舊續聞》，而是聞之于曾黯。曾黯為曾幾之孫，曾幾為陸游老師，而曾黯又是陸游學生，兩家關系極為密切。曾幾晚年定居山陰，其后人因而占籍山陰，據嘉泰《會稽志》，曾幾寓所在禹跡寺東，曾黯很可能亦曾在此居住，而沈園則在禹跡寺南，與曾宅臨近。因此，曾黯所言沈園事，可信度很高。

《后村詩話續集》與《耆舊續聞》是關于陸游前妻最早最可信的史料，卻皆未言陸游前妻姓唐名琬。唐琬之名始見于清代乾隆末年徐承烈（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卷三，此前從未見任何記載，出清人杜撰無疑。陸游前妻姓唐之說，始見于元初周密《齊東野語》。《齊東野語》所載陸游前妻事，皆據《耆舊續聞》《后村詩話續集》而略事增華，似無其他史料來源。《齊東野語》稱陸游前妻為唐閎之女，是陸游母親的侄女。學者指出，陸游母親為江陵唐氏，唐閎則為會稽唐氏，根本不是同族，其出杜撰可知。《后村詩話續集》言陸游前妻“某氏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指陸游前妻改嫁的丈夫與陸游有中外表親關系。《齊東野語》很可能誤解此語，以為陸游前妻與陸游有表親關系，故稱其與陸母同姓唐。因此，陸游前妻的姓與名，皆不可信。但陸游前妻與沈園的故事，則大體可信。因為《后村詩話續集》與《耆舊續聞》有各自獨立的不同史料來源，而所述此事基本相合，足相印證。雖然陸游前妻與沈園事大致可信，但《釵頭鳳》是否為此而作，則是另一問題。《釵頭鳳》為此事而作之說，僅僅見于《耆舊續聞》，《后村詩話續集》并未提及，值得懷疑。

《耆舊續聞》作者自稱弱冠（二十歲）時在會稽許氏園親眼見到陸游《釵頭鳳》題壁，而且題壁還題署了時間地點：“書于沈氏園，辛未三月題。”又稱“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則其在許氏園見題壁似在淳熙間，其時陸游仍在世，年五六十歲。《耆舊續聞》作者在會稽時與陸游之兄陸淞（字子逸）有交往，自稱“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卷一“太傅公守會稽”條末，有小字自注：“子逸云。”當是親聞于陸淞。而卷九“梅詞漢宮春”條末，又自注：“陸務觀云。”似亦親聞于陸游，則《耆舊續聞》作者可能與陸游也有交往。《耆舊續聞》作者既與陸游兄弟有交往，而且自稱在陸游仍在世時就親眼見到許園（沈園）中的《釵頭鳳》題壁，還題署了具體的時間“辛未三月”。然則其所載陸游《釵頭鳳》為前妻而作之說，貌似相當可信。

但是，陸游《釵頭鳳》為前妻而作之說，存在一個確鑿的反證。陸游生前親自編定《渭南文集》，其詞集也附載于《渭南文集》卷四十九、卷五十。嘉定十三年陸游之子陸子遹刊刻《渭南文集》，此版本今日仍存。趙惠俊《〈渭南文集〉所附樂府詞編次與陸游詞的系年——兼論〈釵頭鳳〉的寫作時地及其他》（《文學遺產》2016年第5期）指出，《渭南文集》所載詞集，同詞調之作皆排在一起，按寫作時間排序；而各調詞之間的順序，也大體按照各調首闕的寫作時間編排。其中第1—8調首闕皆為入蜀前所作，9—13調首闕皆為通判夔州時所作。第14調首闕寫作時間不可考，第15調首闕為《臨江仙·離果州作》，16調首闕為《蝶戀花·離小益作》，為離任夔州赴南鄭途經果州、小益時所作，時在乾道八年春。第18調首闕為《清商怨·葭萌驛作》，則為離開南鄭赴成都途經葭萌時所作，時在乾道八年冬。《釵頭鳳》為第17調首闕，據其編排順序及“滿城春色宮墻柳”句，必作于乾道八年春。這就與《耆舊續聞》的記載產生了根本的矛盾：《耆舊續聞》稱其親眼所見題壁詞署“辛未三月”，也即紹興二十一年。乾道八年才創作的詞，怎么可能在紹興二十一年題壁于沈園呢？《耆舊續聞》是筆記體著作，這類著作的記事，偶爾有虛飾杜撰之處，可信度當然不及陸游親自編定的詞集更可信。

《釵頭鳳》創作于乾道八年左右，不僅有陸游親自編定的《渭南文集》編排順序為據，而且還有其他史料印證。吳熊和《陸游〈釵頭鳳〉詞本事質疑》指出，《釵頭鳳》“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與《墨客揮犀》卷六所載“鳳州三出”手、酒、柳暗合。而陸游乾道八年在南鄭時期正好常往返興元、鳳州兩地，正可相印證。《釵頭鳳》詞牌的前身是《擷芳詞》，原本上下闕的末尾并無三疊字句。據明陳耀文《花草稡編》卷六引宋楊湜《古今詞話》所載，“張尚書帥成都，蜀中傳此詞，競唱之，卻于前段下添‘憶，憶，憶’三字，后段添‘得，得，得’三字”。張尚書指張燾，紹興十年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在蜀四年。據此，則《擷芳詞》大約在紹興十年之后，蜀中流傳的新體才在上下闕分別增加三疊字句。假如陸游《釵頭鳳》紹興二十一年作于會稽沈園，蜀中新體出現僅十年左右，恐怕未必那么早流傳至會稽，并為陸游所采用。而乾道八年陸游已入蜀兩年，此時創作《釵頭鳳》采用蜀中流行新體，顯然更合情理。因此，《釵頭鳳》的創作時間，當是乾道八年，而非《耆舊續聞》所載的紹興二十一年。

《耆舊續聞》所載《釵頭鳳》題壁時間之誤，并非簡單的誤記，而是有意捏造杜撰。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五載《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小園已三易主，刻小闋于石，讀之悵然》，此詩作于紹熙三年（1192）。從紹熙三年上推四十年（古人計算年數，常合并前后年計算），恰好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與《耆舊續聞》所載《釵頭鳳》題壁時間完全相合。這不太可能是巧合，應是《耆舊續聞》依據陸詩附會杜撰《釵頭鳳》題壁沈園之事，否則怎么會同時存在如此的抵牾與巧合？《耆舊續聞》并非得諸傳聞，而是自稱曾親至許園（原沈園）見此題壁，而《釵頭鳳》寫作時間的抵牾，更可證《耆舊續聞》的故意杜撰。陸游《釵頭鳳》為前妻而作之說，唯一的史料源頭就是《耆舊續聞》。（《齊東野語》即據《耆舊續聞》，別無其他獨立史源）既然《耆舊續聞》所載出于故意杜撰，那么，《釵頭鳳》為前妻而作之說，就沒有任何根據了。

陸游《釵頭鳳》作于乾道八年，是基本可以確定的事實。《渭南文集》所載詞集，第15—18調首闕皆作于乾道八年，內容皆為抒發對某女子的思戀。趙惠俊認為四詞所思戀之女子為同一人，是可信的。但他認為此女子為陸游前妻，則顯然不對。據陸游慶元五年（1199）所作《沈園》“夢斷香消四十年”句，陸游前妻當卒于紹興三十年（1160）左右。陸游乾道八年作此四詞時，前妻已經辭世十余年，但這四闕詞卻全無悼亡之意。《清商怨·葭萌驛作》：“鴛機新寄斷錦，嘆往事、不堪重省。”女子新寄錦書，則其仍在世可知。《釵頭鳳》：“淚痕紅浥鮫綃透……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臨江仙·離果州作》：“論心空眷眷，分袂卻匆匆……水流云散各西東。”《蝶戀花》：“憑高望斷南樓信。”亦皆可見所寫實為生離而非死別。因此，四詞中所思戀之女子不可能是早已辭世的陸游前妻。陸游《釵頭鳳》為前妻而作的故事，出于后人附會。

（作者：陳偉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2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