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國公司在華的經營活動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我國勞動力成本的變化、產業政策的調整、全球供應鏈的變動等。此外，也受信息技術革命、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區位優勢的變化，外資逐漸向技術密集型行業集聚，這既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基于當前區位優勢的戰略選擇。盡管面臨一些挑戰，但我國作為全球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依然強勁。未來，隨著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產業與科技創新，我國經濟將與全球跨國公司攜手共進，共創更加輝煌的篇章。

【關鍵詞】跨國公司  供應鏈  外商投資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指出：“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發展出現了哪些新變化？將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本文從區位優勢演變角度考察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的變化，并從全球供應鏈重構視角，結合我國比較優勢特征，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的具體措施。

我國吸引外資的區位優勢發生新變化

過去40多年我國吸引外資的情況。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引進外資的歷史，有三個重要事件。首先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期間發表重要談話，促成全國范圍的全面開放格局，并極大地提高了外商的投資熱情，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高速增長。其次是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對外開放迎來歷史性飛躍。最后是“兩稅合一”。我國自2008年1月1日起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此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是15%，而內資企業的稅率高達33%。傳統的外資企業超國民稅收優惠待遇，如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率、減免稅期限等，自2008年起逐步減少，并最終趨向于內外資企業稅收政策的統一。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是2010年，我國宣布從當年12月1日起，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開始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這意味著外資企業開始承擔與內資企業相同的稅費負擔。2018年全國統一的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正式上線并實行動態調整機制，禁止準入和許可準入事項不斷縮減；2019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對外商直接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通過一系列努力，公開透明、可預期的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我國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框架下，外資企業到特定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需要當地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根據該理論框架來分析我國引進外資情況，2011年以前外商對華投資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規模龐大和廉價的勞動力。東道國勞動力價格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言這是重要的區位優勢。據統計，2010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和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分別為20759元和37147元，屬于較低水平。再加上中國人民勤勞、敬業等傳統美德，對于外資企業而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我國在前期吸引了大量紡織與服裝制造、制鞋、玩具制造和食品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外資。許多外資通過在華投資設廠，將我國作為優質的出口加工基地。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活動使我國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一環，大量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顯著擴大了我國的出口規模。特別是在服裝、電子產品、機械制造等行業，外資加工貿易企業貢獻了大量出口值。

第二，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根據國際投資的壟斷優勢理論，跨國公司對外投資需要自身具備技術或管理等方面的壟斷優勢，以抵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生產經營必須面對的“外來者劣勢”。但對于對外開放早中期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土地使用費減免、水和電等基礎生產資料費用優惠等政策吸引外資，產品出口企業和先進技術企業可以優先獲得短期周轉資金和信貸資金的支持。

第三，本地的產業技術基礎較為薄弱，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改革開放早中期，國內產業技術相較于國際跨國企業尚顯薄弱，市場競爭能力不足。得益于技術領先和政策優惠，眾多外資公司迅速在我國本土市場發展。我國加入WTO不久，外國跨國公司即在輕工、醫藥、機械、電子等多個行業領域迅速擴大影響力，掌握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內市場份額。例如，在移動通訊領域，2005年摩托羅拉、諾基亞和愛立信三大品牌在我國的市場占有率超過了90%；在軟飲料行業，可口可樂公司幾乎獨占了我國國內大中型城市的飲料市場等。

第四，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較大。巨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我國擁有一個龐大且潛力無限的市場。2001年我國加入WTO，作為發展中國家獲得了較為靈活的實施時間表，即較長的過渡期來逐步履行降低進口關稅、開放市場等承諾。此外，在一些行業，如農業、汽車制造和金融等服務業，我國采取逐步開放的策略，設置較高的進口關稅保護或逐步降低關稅壁壘，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進口沖擊。對于一些外國跨國公司而言，通過對華直接投資，可以繞過貿易壁壘，一方面與本地技術和管理尚不成熟的企業合作或競爭，另一方面可以避開與中國以外的同行的競爭鋒芒。

總之，在改革開放早中期，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活動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在受稅收等政策優惠、關稅保護的大型經濟體中，利用低廉勞動力，與相關企業進行競爭。為了爭奪這樣的商業機會，大批外商投資企業紛紛進入我國，造就了我國改革開放前期外商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

2011年以來我國針對外商投資的區位優勢變化。首先是勞動力成本變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平均工資水平逐漸增長。2023年，全國城鎮私營和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分別為68340元和120698元，按消費價格指數（CPI）換算為2010等價水平分別為50704元和89551元。國際比較方面，2021年越南和柬埔寨的最低工資水平約為我國的48%，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則分別約為我國的69%和76%。從生產要素結構看，2018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和研發（R&D）兩種要素占全球的比重分別為26%和21.2%，而1980年該兩種要素的占比僅為1.8%和0.5%。

其次，2011年之后內外資適用于同一稅率，其他各類對外資的優惠措施也逐漸減少，外資企業超國民稅收優惠待遇基本取消。目前僅在自由貿易試驗區或高新技術研發中心等地區，對外商投資設有審批流程以及稅收減免等的優惠政策。此外，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生態環保法律體系，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多部法律法規，為環境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2020年9月，我國明確提出了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進一步強化了法律的約束力和執行力。目前我國對各類生產廢物排放的標準要求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進水平。

再次，國內市場上，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已今非昔比。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僅在紡織、服裝制造等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而且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研發密集型領域，內資企業的競爭力也已顯著提升。當前，內資企業在市場份額、技術創新、品牌影響力等多個維度上均展現出極強的競爭力。在高端制造業、消費電子、互聯網與信息技術、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等新興及高科技領域，我國已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領軍企業，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百度、拼多多、比亞迪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商業環境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在華企業將“與中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競爭”視為在華經營的第四大挑戰，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我國企業的快速發展。

最后，我國貿易自由度得到極大提升，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顯著降低，我國關稅總水平從2001年的15.3%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9.8%，并進一步降至2023年的7.3%。二是我國根據與有關國家或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和優惠貿易安排，對原產于伙伴國家或地區的部分商品實施協定稅率優惠。如2022年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旨在推動成員國間90%以上的貨物貿易實現零關稅。三是我國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的零關稅待遇，2024年繼續為43個已與我國建交并完成換文手續的最不發達國家提供零關稅待遇，并致力于逐步實現對所有已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8%稅目產品的零關稅。

綜上所述，自加入WTO以來，我國在降低進口關稅、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這既是我國踐行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承諾的體現，也是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有力舉措。在此背景下，以往通過繞過貿易壁壘尋求競爭優勢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動力逐漸減弱。

當前我國針對外商投資的全新區位優勢。據統計，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由1992年的110億美元增至2023年的1633億美元，增長13.8倍，年均增長9.1%。2023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占全球的12.3%，連續3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地位。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已構建起針對外商投資的全新區位優勢，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龐大的市場規模。我國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日益壯大，對高品質商品與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為外國企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機會。第二，完善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我國具備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和高效的供應鏈體系，能夠為企業提供從原材料采購到成品制造的一站式解決方案，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第三，先進的基礎設施建設。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全球范圍處于領先地位，包括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現代化港口和國際機場等，為貨物運輸與人員流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顯著降低了物流成本。第四，豐富且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我國不僅擁有龐大的勞動力資源，而且隨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提升，勞動力素質顯著提高。工程師和技術人才數量不斷增加，能夠充分滿足各類企業的用人需求。第五，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與互聯網生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擁有龐大的互聯網用戶群體和先進的數字支付系統，為外國企業進入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提供了寶貴的機遇。

由于區位優勢的動態變化，當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已發生變化，具體而言就是從勞動和資本密集型行業向技術密集型行業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更是基于當前區位優勢的戰略選擇。為順應發展趨勢，我國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鼓勵高新技術企業設立研發中心，旨在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多參與我國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合作的機會。投資導向的轉型，預示著我們將面臨更為復雜多變的挑戰。相較于過去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企業普遍且易于吸引外資的情境，當前技術密集型與知識驅動型企業較為稀缺，能夠在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海外投資者數量較少。加之技術創新及其商業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準確評估項目市場潛力成為對投資者智慧與地方政府決策能力的雙重考驗。

綜上可知，早先階段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實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象；而當前較為平穩或中速的增長態勢，更加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可以說，自2011年起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仍能維持平均每年2.6%的增長，是我國經濟穩健前行的有力證明。

外部沖擊下的外商直接投資變化

上文已從區位優勢的角度剖析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演變趨勢，但是未能充分考量全球FDI格局的變動，以及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均產生深遠影響的兩大事件：中美經貿摩擦與新冠疫情。考慮到投資行為的慣性與滯后效應，我們的分析將主要回溯2000年以來的情況。

全球FDI在經歷多年停滯后，呈現出震蕩下滑的趨勢。自金融危機以來，盡管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全球GDP與貿易的快速增長，但保護主義抬頭導致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對FDI設置重重障礙，加之高利率環境抬高了融資成本，致使全球FDI陷入停滯狀態。新冠疫情疊加地緣政治風險，導致全球FDI在不確定的環境中進一步遭受沖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2年間，全球FDI年增長率依次為-43.7%、53.7%（盡管有反彈，但基數低）、-12.4%；2023年全球FDI總量約為1.37萬億美元，名義上較上年增長3%，但若排除一些國家的避稅型投資，實際增長率應為-18%。從區域分布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金額下降9%，其中亞洲發展中國家減少12%，非洲減少1%，東盟地區下降16%。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柬埔寨等國家得益于制造業領域強勁的投資需求，其綠地投資項目實現了37%的增長。

我國近年來的FDI表現同樣顯現出波動性，但相較于全球整體情況，我國無疑更為穩健。盡管2023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比增速有所下滑，但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增至53766家，同比增長39.7%。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全球FDI縮減的大背景外，還涉及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第一，新冠疫情致使在華跨國公司營收受到影響，削弱了其再投資能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中有相當高比例來自于在華跨國公司利潤再投資。圖1展示了2000年以來我國通過新建投資和外資并購兩種方式每月流入的FDI情況。根據該數據，2023年我國新流入的FDI相較于2022年實現了27%的增長，2024年第一季度較2023年同期增長了12%。由此可知，2023年以來我國FDI總規模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華跨國公司降低了利潤再投資。這一判斷在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上得到了進一步驗證：2023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0.6%，低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3%的增速。進入2024年，隨著穩增長政策的持續發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回暖，2024年第一季度累計同比增速為4.5%。但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處于負增長狀態，2024年第一季度增速為-10.4%。在經營業績下滑的情況下，企業的再投資能力受到制約，進而影響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規模。

第二，中美經貿摩擦及一些國家制造業回流政策的影響凸顯。不僅導致我國企業面臨嚴峻的國際經營環境，也給在華跨國公司的供應鏈穩定性和產品出口帶來了不確定性。在這種不確定性預期的干擾下，加之一些國家采取的制造業回流政策，不僅導致美國對華投資逐漸減少，一些主要經濟體的對華直接投資也受到了波及。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估算，美國在2020年—2021年間對華投資較2018年—2019年間下降了40%。盡管面臨不利的國際環境，但我國作為全球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依然強勁。美國管理咨詢公司科爾尼發布的202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信心指數報告顯示，我國排名從2023年的第7位躍升至第3位。當前，隨著國內經濟穩步恢復長期向好以及一系列促進開放和吸引外資政策的持續發力，外資在華發展的條件、環境及前景均展現出越來越好的態勢。

第三，FDI輕資產化趨勢顯著。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近年來全球FDI呈現輕資產化趨勢。這一現象實際上也是2010年以來全球FDI總額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我國FDI的結構持續優化。一方面，制造業吸收外資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業占比持續提升。隨著我國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制造業服務化趨勢的加速，服務業逐漸取代制造業，成為吸引外資的新引擎。據統計，截至2022年，制造業新設外資企業數量占比已降至12.0%，而服務業則高達87.1%；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方面，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占比分別為30.2%和69.6%。為應對國內市場的同質化競爭，制造業企業通過增加產品附加服務，如設計咨詢、定制化生產、產品培訓、物流配送以及售后支持等，滿足客戶日益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進而不斷提升競爭力。這種服務化轉型不僅推動了制造業產業升級，也帶動了服務型投資需求的增長。另一方面，外資進一步向高新技術產業集中。據統計，2022年，我國高技術產業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0885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83.5億美元。在高技術產業內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科技成果轉化服務、信息服務等行業均實現了顯著增長，增長率分別為56.8%、35%和21.3%。2023年，高技術產業繼續成為引資熱點，全年引資額達到4233.4億元人民幣，占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37.3%，創歷史新高。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均實現了外資使用額的增長，特別是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以及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和研發與設計服務領域，均展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此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跨國公司在華研發（R&D）投入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自2020年起，外資研發投入的增速回升至10%左右，表明外資本土化研發的趨勢正在不斷加強。

當前跨國公司供應鏈的調整受信息技術革命、地緣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近幾年，跨國公司從我國撤資的案例時有發生，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事實上，部分在華跨國公司從中國撤資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需分類剖析。為深入探究微觀企業的撤資情況，本文以“2023年財富500強企業”中披露中國區營收數據的48家企業為樣本進行分析。從營收數據上看，盡管受我國經濟復蘇承壓影響，一些在華跨國公司2023年營收相較于2021年出現負增長，但中華區營收占比并未出現顯著下滑，且多數公司仍對中國市場保持積極態度。這一現象表明，大型跨國公司只是調整部分業務或加工環節，其核心業務和市場重心仍在我國。

首先，新冠疫情、貿易摩擦等因素促使跨國公司重新評估供應鏈的安全性和韌性，安全考量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多樣化和彈性化布局被視為在效率與安全之間平衡的一種方案。跨國公司為了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風險，積極尋求供應鏈的多樣化，建立備份供應商體系，確保在面對突發事件時供應鏈的連續性和安全性。比如，對于在華跨國公司而言，美國推出的關稅懲罰、進口限制和技術封鎖等措施，迫使跨國公司采取“中國+1”或“中國+N”的策略，甚至將部分供應鏈撤回國內，以保障其供應鏈的連續性和安全性。

其次，地緣政治的變動及一些國家制造業回流政策，進一步加速了產業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趨勢。企業傾向于縮短供應鏈半徑，減少對遠程運輸的依賴，以增強供應鏈的韌性，降低外部沖擊的影響。在此背景下，一些在華跨國公司選擇撤離，尤其是那些在我國市場逐漸失去競爭力的企業。例如，日本政府為減少對我國產業鏈的依賴，出資支持日本企業撤離中國，并鼓勵其回遷或轉向東南亞。

最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與規制標準的提升，對在華跨國公司的經營產生影響。標準的提高可能意味著企業運營成本的提升。在數字經濟領域，我國對數據監管、個人信息保護和國家安全更為重視。我國2017年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之后陸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治理企業數據建立了嚴密的監管框架。在數據治理問題上，我國與美歐等國家在數據主權與數據國際流動、數據治理模式、數據保護與商業利益、技術與標準制訂、隱私保護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商業環境調查》顯示，不斷提升的合規要求使數據、個人信息和網絡安全規則在企業排列出的十大挑戰中位居第二位。跨國公司普遍關注數據本土化、跨境流動及安全合規的高昂成本。對此，我國應在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為跨國公司提供更為清晰的合規指引，降低其合規風險與成本，從而促進數字企業和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將進一步促進跨國公司在華發展

事實上，我國作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熱點的地位并沒有改變。一方面，近年來我國FDI的增長速度與結構緊密契合我國區位優勢的動態演變，部分在華跨國公司撤資行為主要歸因于受全球經濟波動影響，經營業績遭遇挑戰。另一方面，撤出我國的跨國公司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加工環節，這一調整反而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少了對低附加值產業鏈的依賴。當前，穩定外資工作的核心在于通過更高層次的開放與良好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加強資本及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對我國經濟的信心。

近年來，我國在推動高水平開放、優化外商投資環境方面不斷努力。除了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逐年縮減，一系列重大開放政策密集出臺。例如，2023年8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旨在擴大市場準入，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化水平。2024年3月，國務院印發《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持續推進電信、醫療等領域擴大開放。這些舉措為穩定外資預期、增強我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基于我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應加大在先進制造、現代服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引資力度，積極支持外資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同時，全面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要求，從降低貿易壁壘、擴大服務領域開放、提供投資便利、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著手，加強與成員國供應鏈的互聯互通，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平，以穩定外資預期，提振外商在華投資信心。應把握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契機，加強與成員國的交流合作，通過減少規制差異，尤其是數字本地化和跨境移動方面的差異，增強成員國企業對我國市場的投資信心。此外，還應注重政策的可持續性和可預見性。

回顧過去四十余年，我國經濟的騰飛離不開外資的支持。在華跨國公司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國際合作與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在華跨國公司通過市場競爭、示范效應、人員流動等，顯著提升了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通過技術溢出，推動了國內高附加值產業的成長，助力我國經濟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與知識密集型轉變；不僅推動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還通過本地前后向關聯，促進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深度融合；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并助力我國勞動力整體技能水平提升；為地方政府和中央財政提供了穩定的稅收收入，助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項目的建設。同時，眾多跨國公司也在參與我國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壯大與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特斯拉、寶馬、蘋果、微軟、輝瑞等全球知名企業為例，它們不僅在我國建立了生產基地，還設立了研發中心、區域總部或創新中心，體現了對我國市場的長期承諾與戰略重視。展望未來，隨著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產業與科技創新，我國經濟將與全球跨國公司攜手共進，共創更加輝煌的篇章。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行為與政策模擬實驗室主任）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國政府網，2024年7月21日。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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