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普遍面臨著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和超傳統安全問題交織導致的安全難題。全球南方安全問題的根源在于自近代以來歐美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和全球南方國家安全治理體系不完善。全球南方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守正創新的原則，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找到化解各種安全威脅的濟世藥方，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向著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關鍵詞:全球南方 世界大變局 安全難題 全球治理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全球南方在全球氣候變化、疫情應對、國際發展合作等領域的一系列自主表現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尤其是近年來，面對大國競爭的新形勢，南方國家正日益成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成為世界大變局中的南方新變局。所謂南方新變局，是指南方國家在一系列全球性議題上呈現出不同于傳統發達國家的獨立立場，且南方國家之間表現出了類似的態度和行為。其戰略意義在于，全球南方國家已經超越單純的被動參與者角色，正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的重要建構力量。
從政治經濟屬性來說，“南方國家”指沒有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則是在應對全球性問題過程中處于類似地位、持有相近立場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沒有完成國內現代化，在政治上贏得了獨立自主但沒有與發達國家建立地緣政治的國際聯盟關系的國家。[1]面對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和南方新變局加速上升的新態勢，如何加強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團結，對接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外交和全球治理面臨的重大戰略課題。
安全問題在南方
在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的安全議題逐漸成為全球治理議程的焦點領域。迄今為止，全球安全熱點幾乎全部集中在全球南方，從阿富汗困局到巴以沖突，從恐怖主義到極端主義，從地區熱點到自然災害，全球南方國家的人民生活在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和超傳統安全的多重壓力下，成為全球“安全赤字”的重災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實證研究發現，自然資源豐裕的國家反而表現出令人失望的經濟績效，豐裕的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并不是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限制。一些學者將其稱為“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并發現了包括“荷蘭病”、資源尋租和腐敗、輕視人力資本投資、可持續發展能力衰退等傳導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2]如果將經濟學家的解釋進一步向政治學、社會學和國家安全學等領域延伸，就會發現：資源豐富的國家同樣面臨安全擠壓效應——這些國家非但未因資源獲益，反而成為安全壓力較高的地區。尤其對南方國家而言，資源越豐富，安全形勢越嚴峻。
傳統安全問題。長期以來，南方國家長期處于高頻次沖突狀態，一些學者稱之為“動亂區”。[3]自冷戰結束后，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一直持續不斷，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南方國家時不時會爆發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這些沖突在性質上更多屬于傳統安全問題，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國與國之間的沖突。
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南方國家既深陷傳統安全困境，又承受著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多重沖擊：國際恐怖主義、政治極端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等意識形態沖突與族群對抗持續發酵；糧食危機、能源短缺、自然災害及大規模傳染病等生存性威脅不斷加劇。這些安全挑戰不僅沖擊國家穩定，更直接危及民眾生存基礎。由于缺少發達國家的發展基礎，且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地區治理體系，受困于歷史恩怨、族群沖突、教派摩擦以及錯綜復雜的利益紛爭，導致非傳統安全威脅在全球南方造成的安全危害比發達國家更大，這也是南方國家之所以在氣候變化、疾病控制、發展合作等領域的全球治理中表現出立場接近的一個原因。
超傳統安全問題。[4]與發達國家一樣，全球南方還面臨著共同的超傳統安全問題，比如全球氣候變化引發的氣候安全、生物多樣性減少造成的生物安全以及生態失衡帶來的萬物安全等。與傳統安全問題威脅國家安全、非傳統安全問題威脅人的安全相比，超傳統安全威脅更威脅到環境安全、生態安全、物種安全，是一種具有星球安全和物種安全意義的超傳統安全問題——不僅沒有任何國家和任何人能夠置身事外，整個星球和所有生物都遭受安全之虞。尤其在數字化與智能化浪潮下，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光子技術等新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資源要素被數據化重構：數據成了原材料，算法成了生產方式，平臺成了基礎設施，傳統概念面臨重新定義。這一進程不僅催生新型哲學與倫理困境，更重新定義了安全的內涵，形成超越傳統認知框架的安全范式。因此，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不僅人類面臨安全問題，而且萬物都面臨超傳統安全問題，這一超安全問題也成為當下和未來全球南方面臨的安全威脅。
安全根源在西方
在經濟全球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日新月異的世界大變局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面臨著比北方國家更嚴峻的安全挑戰。盡管安全熱點集中在南方國家，但造成安全熱點的原因并不在南方，南方安全問題的根源來自于西方，困擾全球南方的傳統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和超傳統安全問題，都與近代以來歐美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范圍內擴張有關。
首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全球南方傳統安全威脅的根源。近代以來，歐美列強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擴張，強行劃分了歐美主導的勢力范圍，建立了更多體現發達國家利益和要求的國際政治秩序，這犧牲了全球南方的正當利益與合法權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南方國家盡管贏得了政治獨立，但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仍然存在著殖民主義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南方國家從根本上無法擺脫發達國家外部干涉，導致南方國家政局動蕩、經濟脆弱和社會不穩定。無論是冷戰期間美蘇在南方國家開展的“代理人戰爭”，還是冷戰后歐美發達國家在南方國家開展的“人道主義干涉”和“顏色革命”，都給南方國家爆發沖突乃至戰爭制造了巨大的隱患，甚至是南方國家熱點頻發的直接根源。二戰后八十年在全球南方爆發的沖突均與發達國家的干涉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其次，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是全球南方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根源。當前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特征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不公正的國際規則為基礎的，更多體現著發達國家的利益和要求。根據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歐美發達國家處于世界體系的中心，一直對處于半邊緣和邊緣地帶的全球南方國家進行著剝削和控制，是南北關系不平等的根源，也是造成南方國家長期無法擺脫貧窮落后地位的根源。[5]尤其是隨著冷戰后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南方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和“信息鴻溝”不斷擴大，在自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的“結構性劣勢”情況下，非傳統安全威脅會不斷從經濟和社會內部滋生出來。
再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是全球南方超傳統安全威脅的根源。人類與萬物共同面臨的超傳統安全威脅，根源在于人類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近代以前，全球南方均不同程度地恪守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宗法倫理或宗教倫理。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拓展，加之消費主義的文化在全球內蔓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精神的關系出現失衡狀態，導致超傳統安全威脅的上升。邁克爾·瓦茨（Michael J. Watts）在1983年出版的《沉默的暴力：尼日利亞北部的食物、饑荒和農民》研究了1970年代尼日利亞北部發生的饑荒問題，將其歸結為殖民主義的影響，而非薩赫勒地區不可避免的干旱。[6]另一個例子是皮爾斯·布萊基（Piers Blaikie）在1985年出版的《發展中國家土壤侵蝕的政治經濟學》，該書同樣將非洲的土壤侵蝕歸結為殖民地的土地征用政策，而不是歸結為非洲農民對土地的過度開發。[7]同樣地，新馬爾薩斯主義研究也擔心由于人口過度增長而造成的資源稀缺、糧食短缺和環境退化后果。[8]事實上，盡管不能否定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人禍”因素（政治經濟因素），但來自生態領域的“天災”因素以及非政治的人為破壞因素一直被忽視。[9]從根本上來說，全球南方國家的超傳統安全威脅與近代以來西方引領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安全關鍵在治理
面對傳統安全威脅、非傳統安全威脅和超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疊加的新形勢，全球南方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守正創新的原則，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找到化解各種安全威脅的濟世藥方，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向著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一是堅持自信自立。全球南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歷史和文化底蘊深厚，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明遺產。面對現代化的任務，全球南方國家的現代化有著不可改變的文明基因，也斬不斷與歷史上積淀起來的古典智慧的血脈聯系，那種期待將自身嫁接到其他文明肌體上實現“轉基因”式的現代化道路是沒有前途的。全球南方必須突破西方現代化道路的迷信，探索符合本地實際的現代化道路，消除滋生不安全根源的土壤。因此，全球南方必須堅持自信自立，積極探索自主發展的新道路，立足自身國情實際，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的古老智慧，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積極探索國強民富的全球南方現代化之道，積極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在風云變幻的世界大變局中抓住時代機遇，實現現代化的彎道超車，這是治本之策。
二是推動知識革命。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探尋自己的治理知識體系，培養自己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一個國家可以學習外來的現代化知識體系和安全治理知識體系，可以引進外部人力與智力支持，但無法用其替代自主解決本土問題的知識體系，更無法替代培養具有堅定身份認同的本土人才隊伍。因此，全球南方國家必須加強自身知識體系建設，努力從西方全球治理的知識體系中走出來，不僅要創造符合自身現代化要求的新治理知識體系，而且要為解決人類共同挑戰的新治理知識體系做出貢獻。全球南方國家也必須重視加強本土人才培養，推動自主創新，真正培養造就一支具有世界影響的治理人才大軍和人力資源大軍。
三是加強治理協同。全球南方國家具有極大的多樣性，無論在治國理政的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上，還是在應對全球挑戰的全球治理體系建設上，都必須加強南方國家的“南南合作”。尤其是在應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形形色色的干涉主義行徑上，南方國家一定要加強團結合作，共同應對外部壓力。尤其是南方國家國情不同，各有優勢和劣勢，在具體利益上也千差萬別，如果不能團結應對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力，很難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和合法利益。一個可能的途徑是，南方國家應該采取議題聯合陣線的做法，推動一些全球南方大國在一些特定議題領域發揮引領作用，比如全球氣候變化、全球醫療健康、網絡安全、能源安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領域建立起相互呼應、緊密協作的全球南方伙伴關系網絡，在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內推進治理改革，切實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話語權和影響力。
四是促進文明互鑒。全球南方的安全體系構建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必須積極吸收和借鑒一切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全球南方要加強南方國家之間的古典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推動古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人類歷史上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同時，全球南方也要加強南方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現代文明交流互鑒，推動工業革命伙伴關系和新工業革命伙伴向縱深發展，不斷拉近不同文明之間的心理距離，不斷拉緊不同國家之間的心靈紐帶，共同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總之，面對世界大變局和南方新變局，人類再一次站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置身于這一十字路口，全球南方國家必須心系南方，胸懷天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加強全球南方的團結合作，推動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共同開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未來。作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員，中國將繼續秉持真實親誠政策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構建形式多樣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并引導這一伙伴關系網絡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挺進，構建全球南方的企業伙伴關系網絡、政黨伙伴關系網絡、青年伙伴關系網絡、智庫伙伴關系網絡、媒體伙伴關系網絡、大學伙伴關系網絡、地方政府伙伴關系網絡，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全球南方安全治理行列中來，共同為壯大全球南方的戰略影響力而奮斗。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