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轉型話語與政治的視角來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這一理論論題同時擁有十分豐富的綠色理論與政治政策意涵（潛能）。其在理論層面上可以意指或涵蓋當代中國背景和語境下的三大綠色話語體系，即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而在實踐層面可以意指或規約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持續推動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踐。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包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踐，從一開始就是一場處在政治與理論自覺基礎之上的社會政治自我革新完善或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并將很可能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各個主要階段不斷推進。
【關鍵詞】全面綠色轉型 經濟社會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 中國式現代化 理論論題
【中圖分類號】D64/F12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4.001
【作者簡介】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環境政治和比較政治。主要著作有《文明轉型視野下的環境政治》《綠色變革視角下的當代生態文化理論研究》《環境政治國際比較》《歐洲綠黨研究》等。
“轉型”概念進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理論文獻至少可以追溯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其中提到“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1]而此前在其他情形下更多出現的是中性意義上的術語“轉變”或“調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先后明確出現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表述，[2]這是更具現實變革意蘊與未來目標指向性的表達?；诖耍诠P者看來，將“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為一個理論論題加以系統的學理性分析，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晰深刻地理解其本身的重要政治與政策意涵，也有著值得重視的認知與實踐方法論意義，從而有助于進一步全面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
轉型話語視域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無論從構詞的偏正結構還是構詞元素的辨識度來說，“轉型”都是“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這一短語詞匯中的主要構詞元素或關鍵詞素。相應地，我們可以大致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抑或“全面綠色”的“轉型”雙層意義上來詮釋闡發這一術語論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學界已經構建起了一個頗為復雜精致的轉型話語體系或圖譜——“（關于）轉型的話語”或“作為話語（而非實踐）的轉型”，[3]而這可以作為我們分析凝練“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這一概念或論題的學理語境。
經濟政治轉型理論。嚴格地說，“經濟政治轉型”既不是一個統一的變革理論，也不是一個標準的綠色理論，并且有著關涉范圍與時間上的特指。概言之，它是用來指稱或概括20世紀中后期西方國家之外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新獨立自主的亞非拉國家和曾屬于蘇聯陣營的中東歐國家——先后集中發生的向歐美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制度轉變或趨近現象的理論或敘述范式。[4]這一理論無疑具有一般知識生產積累，比如世界現代化理論與實踐認知把握上的合理性，但就本文寫作的目的而言，卻存在如下兩點明顯缺憾。
一是這一理論范式——包括來自轉型國家學者的認知運用——包含著強烈的資本主義政治取向與西方中心主義文化偏向。它的前提性設定是，所謂“轉型”就是這些各不相同的發展中（落后）國家迅速或逐步地轉變到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制度、自覺趨向西方世界先進與進步文化的過程。換言之，無論具體的起點是B、C、D，還是E，其終點都是A——不僅有著明確的目標結果，還將是一個線性演進的過程。依照這一理論，廣大發展中國家并沒有資格或條件避免與克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不足，更沒有資格或條件在自身過去基礎上發展創造出一種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型經濟政治制度。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轉型國家實現轉型后就會自動成為歐美國家那樣的“先進發達國家”，因為它們肯定還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
二是這一理論范式預置了一個歧視排斥性的“綠色防火墻（壁壘）”。事實一再證明，眾多發展中國家實施的經濟政治制度轉型并未達成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愿景。這其中的一個顯著約束或障礙就是世界范圍內“環境議題”的日趨凸顯。從理論上說，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發展與環境保護治理也只能是一個漸進改善的互動過程，并且會受益于主動加入一個全球主導性且更為成熟先進的現代制度體系。但是，一方面，那些深度嵌入“國際體系”的轉型國家將不得不接受短時間內大幅度提高的環境標準與規制，而這意味著它們在更高一體化程度市場上難以具備國際競爭力，往往只能維持生產和供應經濟價值鏈低端的商品與服務——比如自然資源類產品開采加工和勞動力輸出；另一方面，一旦個別轉型國家擁有了抗衡甚至挑戰這種一體化市場壟斷者霸權的國際競爭力或潛能，就會遭到后者基于既存規則或各種手段的排擠、打壓與封殺，哪怕是那些明顯有益于全球性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產品與技術革新。因此，這種隱含著秩序化或等級化的經濟政治轉型理論也是一種歧視排斥性的“綠色防火墻（壁壘）”理論。[5]
綠色轉型理論。“綠色”變革或轉型的理念與行動起始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或社會，而對于這些國家或社會同時還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性質的立場妥協或天然接受，又使得這一理論范式的政治化及其變革實踐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政治折衷或保守的質性——無論其對于社會現實還是工業文明本身提出與采取了多么深刻而激烈的理論和政治批評，比如某些極端化的生態（生命、生物）中心主義理念或流派甚至走向了否定現代政府與政治、否定工業文明和現代化本身、否定人類價值主體地位。這方面的典型實例是綠黨。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體制內適應或“馴化”，盡管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生態環境議題政黨和綠色政黨的大眾形象，但從政治意識形態觀念到黨內組織架構、再到政治行動戰略看，綠黨已經日益呈現為一個主流化的小規模政黨。[6]比如，2021年再次進入全國聯邦政府的德國綠黨已經可以更為自信甚至雄心勃勃地推行綠色經濟轉型戰略和生態價值與文化理念，但卻受制于各方面的不利條件，不得不接受激進政治理念與現實執政戰略之間難以維持或找到平衡的尷尬結果——盡管這次“交通信號燈組合”聯盟政府的破裂并非由綠黨引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由于綠黨及其綠色社會運動基礎多年來的宣傳推動，綠色轉型尤其是綠色能源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歐美甚至整個國際社會的一種“淺綠色”政治共識。比如，在德國和歐洲，無論是對于中左的社會民主（工）黨還是中右的基督教民主（保守）黨，向綠色清潔可再生能源的轉變都已經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不同的只是考慮到各種影響因素和結果應采取的必要補充或平衡。[7]也正因如此，這其中的“轉型”抑或“綠色”的政治質性，均需要專門的解析甄別才能作出斷定。一般而言，中間派主要政黨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大都持一種溫和保守的綠色轉型愿景或戰略，即便它們使用“綠色新政”這樣的激進時尚術語——比如由世界銀行或歐盟相關機構發布的政策研究報告所體現的；相比之下，綠黨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往往持一種更加生態激進的綠色轉型愿景或戰略——比如由歐盟綠黨議會黨團或綠色和平國際、地球之友國際等發布的政策研究報告所體現的。
“大轉型”理論。這一理論的狹義版本甚至是“大轉型”概念本身更多是與卡爾·波蘭尼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在他著名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中，[8]波蘭尼以西歐諸國為考察對象對作為一種新型社會制度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演進形成作了系統性闡釋。他認為，以土地、勞動力和自然等要素的泛商品化為標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是歷史性的——同時是一個歷史性過程和一種歷史性變革，因而是一場相對于古代（傳統）社會而言的“大轉型”。尤其是，在他看來，興起于18世紀的自由主義話語不過是一種偏執的經濟自由主義或經濟至上主義，或者借用他本人的說法，所反映的是經濟領域（利益）從原初的受制于社會整體（規則）的“嵌入”地位到逐漸“脫嵌”而呈現為一種社會霸權的過程。但問題是，這種建基于效率與競爭原則的經濟霸權不僅不會促進實現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理想，而且肯定會招致來自社會層面乃至自然層面的集體抗拒和大規模報復——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逐漸顯現的自然生態危機都可以從這個意義上加以解釋。波蘭尼所作的更多是一種歷史社會學分析，并沒有對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或即將陷入的社會政治危機和生態危機作出明確的表態——尤其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社會基本矛盾必將導致階級斗爭甚至政治革命的意義上。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波蘭尼的“大轉型”理論并沒有在歐美主流學界引起太大反響，也算不上一種典型的左翼社會政治理論。
“大轉型”理論或概念以及卡爾·波蘭尼在進入21世紀之后的高調回歸，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歐美“綠色左翼”知識界來推動實現的，[9]并被闡釋為一種對于具有長期霸權性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治的激進社會生態批評。部分是為了與綠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綠色轉型”理念政策相區別，以德國（歐洲）左翼黨為政治核心的歐美“綠色左翼”政治與理論提出了一種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觀點，[10]強調對霸權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治的歷史性替代只能是一種同時考慮社會公正與生態可持續性的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在其看來，一方面，要重新訴諸馬克思、恩格斯所闡明的唯物史觀分析方法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就是說，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各種危機矛盾，包括生態環境危機矛盾及其戰略應對——即“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都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必然性結果和所采取的必然性選擇，因而真正根本性的出路在于徹底廢除這種經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波蘭尼對自由主義話語理論固有缺陷或矛盾的深刻批判，在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當今的新自由主義不僅已經墮落為一種赤裸裸的經濟自由（至上）主義，而且公開拋棄了關于社會公正與生態可持續性的古典式自由理想——將經濟重新嵌入整體性的社會之中從而受到不斷發展革新的民主政治與生態理性的規約。因而，“大轉型”的理念與思維理應成為當今歐美左翼政治的重要理論資源與戰略考量。或者說，“大轉型”其實就是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話語理論的另一種形式表述。
上述對轉型話語的概述雖然十分簡短，但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闡發“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理論論題的較為完整系統的學理語境。其一，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廣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的同義表述，這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框架的建立健全或改革完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從轉型話語或政治視角來說，這一建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核心理念的綠色理論話語，包含著兩個不可或缺的構成性元素或支點：一是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基礎的已然確立鞏固；二是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持續改革完善。前者表明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轉型或生態文明建設是在一個已經確立并且相當穩固的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基礎上展開的，這一制度框架提供或劃定了所有綠色轉型或文明革新的根本制度保障與“地平線”；而后者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現實樣態及其運行機制仍存在諸多方面或程度不一的不完備性，因而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轉型或生態文明建設內蘊著這一制度體系本身的不斷自我完善。
其二，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顯著不同于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和眾多發展中國家所預期或發生著的綠色（生態）轉型，也就難以簡單運用包括上述流派觀點在內的轉型話語理論給予闡明。一方面，雖然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無論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還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都會呈現出一種不斷走向進步的階段性表征，但與諸多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既不會選擇或走向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也不會滿足或長期停滯于僅僅作為少數歐美工業化國家的“資源供應地”或“污水池”；另一方面，歐美工業化國家已經提出實施的各種綠色話語與實踐對于我國的綠色轉型都是可資借鑒的重要資源，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使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或生態文明建設，既可以借助體系化制度的動力保障推動“綠色左翼”理論所主張的“大”而“全”、“紅綠交融”意義上的社會生態轉型，也可以做到更加開放、更加自信地推進各種“淺綠色”變革而不必擔心墮入“生態資本主義”的歧途邪路。
“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三重理論維度
如上所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理論論題之關鍵詞的“轉型”，顯然更接近于英文中transformation而不是transition的意涵。[11]這意味著，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背景和語境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有著如下三個主要表征或特點：全面而深刻的變革廣度與力度、明確的目標指向構設、高度組織化的過程管理。全面而深刻的變革廣度與力度是就這種轉型所關涉的議題領域范圍及其變革程度而言的，強調它同時是一種“大”而“全”和深刻改變或重塑意義上的轉型；明確的目標指向構設是就這種轉型所重視或彰顯的政治自覺和目標清晰而言的，強調它盡管不是基本制度構架意義上的重建，但卻包含著十分明確的階段性進步目標；高度組織化的過程管理是就這種轉型進程的組織實施及其領導權而言的，強調它雖然肯定會訴諸于前所未有的廣泛公眾社會政治動員，但卻呈現為一個統一政治領導之下的漸進有序推進過程。
基于上述轉型話語或政治視角下的闡釋，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把當代中國進入新時代以來逐漸構建形成的三大綠色話語理論作出一種全面綠色轉型意義上的歸納概括，或者說，它們構成了“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這一理論論題的三重維度。
生態文明建設：建基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全面綠色轉型。無疑，生態文明建設話語在當代中國的提出與形成發展，首先是作為一種環境保護或可持續發展話語的升級版而誕生的。它同時反映了中國政府有關生態環境保護或生態可持續性議題的階段性提升的知識水平和政治意識。具體而言，“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執政黨的一項治國理政方略和公共政策，其主要戰略與政策應對還是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盡管這些議題領域的政治高度和政策廣度、力度顯然大大拓寬深化了。也就是說，同樣是大氣污染問題，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語境下不再被簡單界定為一個企業生產技藝或地方公共管理效率問題，而是被視為一個更高政治認知和更嚴重治理責任意義上的問題，因而將會訴諸比原來力度大得多的政策與政治措施。但更為重要的是，生態文明建設還代表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闡釋或修飾之后的治國理政方略。對于作為新時代政治“地標”之一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層理論意涵，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明確作出了兩個統攝性界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特征和社會主義政治特性，從而集中反映了中國政府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的規律性認識的全新高度。“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12]前者彰顯了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革新特征，而后者則表明了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政治定位。
單就“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特征來看，作為一種全面綠色轉型話語與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包含著或依托于如下兩個不可分割的層面。
其一，廣義上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制度政策體系及其各個構成要素側面環節之間的整體互動關系，致力于推動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對此，在政策話語體系層面上，無論是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所闡述的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需要統籌處理好的“四重關系”和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所論述的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正確處理好的“五大關系”，還是2015年國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歸納的生態文明“八大制度體系”和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四個層面”，都首先意味著并指向一個日趨系統完整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制度與政策架構。在保護治理實踐層面上，無論是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和黨的二十大報告概括的“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還是全國人民群眾親身感受到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帶來的“我們的祖國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都突出反映了國家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制度政策體系及其運行管理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實踐所帶來的除了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政策話語與實踐之間的互動共促效應，還有這一制度與政策體系的內涵外延不斷擴展所帶來的誘導溢出效應——大氣質量的改善目標和舉措幾乎肯定會外溢到水域、土壤與城鄉環境的保護治理。
其二，生態文明建設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其他四大要素之間的整體互動關系，致力于探索實踐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無論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作出的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的界定還是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提出的“生態文明體系”概念，所表明的都是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及其建設關涉的極其寬闊的理論視域與實踐議題領域。“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保障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控制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13]盡管在具體表述上略微不同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的說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治理，但其基本含義是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的制度與政策創新“抓手”或“牛鼻子”地位，可以發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治理功效。當然，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的引領或“綠化”作用絕非是單向的，也不會沒有任何限度和條件。比如，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關系就需要給予特別關注。一方面，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甚至沖突的一面，任何形式的經濟生產與生活——包括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數字（虛擬）經濟和生活消費——都會最終需要自然生態資源方面的投入（成本）或帶來自然生態環境方面的不利影響（代價）；但另一方面，二者也可以在適當條件下達成一種相互耦合促動的良性發展機制，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變，而是指，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和發展生態文明經濟成為同一個更大范圍社會進程的兩個側面。[14]而這里我們也必須看到，“五位一體”視域或意義上的生態文明建設，既是一種需要全面提升的綜合性政策目標——同時創建生態文明質性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和政策體系，也是一種需要全面革新的綜合性實踐進路——協同推進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和政策體系的生態化變革，這展現出生態文明建設本身所蘊含的“全面綠色轉型”的理論與戰略意蘊。
綠色發展：建基于新發展理念相互支撐的全面綠色轉型。從最寬泛的意義上，綠色發展可以界定為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理念模式與制度政策不斷走向“綠化”的進程與理論實踐成果。換言之，所謂綠色發展，其實就是生態文明建設話語政策在發展語境體系下的另一種形式表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15]依此而論，“綠色發展”就是國際學界更經常使用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和戰略，也就是一種擴展或升級版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理念及其政策實踐。當然，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動態發展中，這一概念術語經歷了一個政治重要性不斷提升、理論政策意涵日趨豐富的演進過程，[16]尤其是被逐漸確定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一個核心性觀點，即“十個堅持”之一——堅持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深刻革命，[17]而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的生態文明篇即第十部分的標題就采用了“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作為一種全面綠色轉型話語與政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背景和語境下的綠色發展包含著或依托于如下兩個不可分割的層面。
一方面，“綠色發展”本身是一個不斷拓展深化的系統性理念與制度政策體系，致力于推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18]首次將此前更多是一種泛指或統稱意義上的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凝練提升為“三個發展”，從而同時涵蓋了廣義的綠色發展所關涉的經濟結構、資源投入和能源消耗等議題；相形之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把“綠色發展”的戰略目標概括為逐步構建完善“四大體系”：“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9]從而呈現為一個更加完整系統的綠色發展制度與政策框架。在此基礎上，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加快發展方式全面系統綠色轉型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新時代十年的持續不懈努力，“綠色發展”本身已經演進成為一個包括明確的綠色低碳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變革要求的體系化話語與制度政策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20]而這里更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綠色發展的各個次級理念模式之間，還是各項議題領域制度政策之間，都形成一種由于整體性認知與實踐架構革新而呈現出的相互促動關系和過程，或者說，一種整體性綠色發展理念與政策體系所激發或促動的發展實踐的持續而全面的綠色轉型。比如，光伏技術的大規模開發應用在綠色發展視域下很容易具有或達致一種從能源結構到生產生活方式遞次轉型的效果。
另一方面，綠色發展與新發展理念中其他四個理念之間的整體互動關系，致力于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了“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標志著“綠色”正式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核心理念及其實踐生態維度的語詞“前綴”——尤其是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與遠景目標這種權威性極高的制度化形式。對于綠色發展與其他四個發展理念之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改革，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21]的確，“綠色發展”是相對獨立的，它“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而“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22]而且，綠色發展所具有或隱含著的技術革新、經濟革新、社會革新和文明革新意義與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新發展理念又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彼此相互貫通、相互促進，因而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在踐行貫徹過程中顧此失彼。尤其是，如果不堅持與充分貫徹落實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理念，就難以找到推動綠色發展的創新動力和開放視野；如果不堅持與充分貫徹落實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理念，就難以維持促進綠色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民意基礎。因而，這里更值得重視的是，正是新發展理念的整體性及其全面踐行貫徹，才可以使綠色發展最終呈現或延展成為“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并進而帶入“發展新境界”，[23]或者說，一個發展話語語境體系下遞次推進的全面綠色轉型。也就是說，堅持和貫徹包括綠色發展在內的新發展理念，其直接目標指向就是堅定實施傳統發展理念模式的全面“綠化”與深刻轉型，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基于“五大特征”相互形塑的全面綠色轉型。如果說“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分別是經濟建設與發展話語語境體系下的生態維度表達，那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現代化話語語境體系下的生態維度表達，并共同構成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新時代環境治理方略。當然，嚴格意義上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概念話語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演進過程——逐步實現“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化”等三個構詞元素的鏈接融合，并得益于多方面的主客觀條件——尤其是新時代新征程現代化議題政治重要性的再度凸顯。概言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概念表述，而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則系統論述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要求。相應地，對于這一概念話語的理論意涵，我們既可以從上述三個核心構詞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上加以闡釋理解，也可以從它與另外兩個綠色話語理論——“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之間的彼此參照鏡鑒意義上加以闡釋理解。[24]
從轉型話語與政治的視角來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包含著或依托于如下兩個不可分割的相互建構關系或層面。
其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意涵漸趨系統豐富的理念與制度政策體系，致力于實現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新格局。”[25]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不僅從“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滿足”“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及其滿足”的雙重角度深刻闡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基本理論意涵，還首次作出了“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的概括。[26]如果再考慮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歸納的“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等表述，經過尤其是新時代十年的持續努力，一個包括“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資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等主體方面的現代化國家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制度與政策框架已經基本確立。[27]在此基礎上，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既從生態哲學理論意義上“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也從自然生態系統一體化保護治理、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協調統籌、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推進、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整體推進等“四重關系”統一整體意義上闡述了如何推進建設美麗中國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28]而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滿足”與“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及其滿足”的理念認知之間，還是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體系不同概括所關涉的議題領域及其制度政策之間，都是一個統一整體之下的各個構成元素之間的相互支撐、互相促進的漸進變革或轉型過程，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是一種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新目標、新探索，也是一種世界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當代中國特色風格與嶄新境界。
其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五大特征”的其他四個特征之間的整體互動關系，致力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系統闡述了由“五大目標”“五大特征”“九個本質要求”以及新“兩步走”戰略所組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29]“五大目標”是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五大特征”是指“中國式現代化”的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標志性特點；“九個本質要求”是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重大戰略舉措；而新“兩步走”戰略則明確了從2020年到2035年、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的現代化建設階段性目標。這里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在系統完整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尤其是“五大表征”的整體意義上理解，也要在習近平總書記論述的中國式現代化所蘊含著的獨特“六觀”的理論高度上理解。就前者而言，可以想見，具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特征的制度政策規約與引領作用或者說它的生態化功效是毋庸置疑的，但“人口規模巨大”等其他四個特征也會發揮十分重要的推動與形塑作用，比如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數人壟斷社會物質財富將會實質性影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樣態或目標實現；就后者而言，不難理解，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所蘊含著的獨特“六觀”之一的生態觀，可以同時在依存于整體架構和界定整體取向的意義上發揮其特定影響，比如，中國式現代化所蘊含的獨特生態觀，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生態世界觀、生態價值觀、生態歷史觀、生態文明觀和生態民主觀，[30]因而將會扮演一種“綠化”或提升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本身的創新驅動角色。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構建了一個特色鮮明的綠色話語理論與制度政策體系，也構成了一個更大背景語境下的轉型話語與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當代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持續深刻革新進程中促進實現現代化理論范式乃至現代文明本身的全面綠色轉型或形態重構。
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實踐進路
如前文所述，我們可以分別從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這三個話語視角來概括闡發“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理論意涵，也就回答了其政治與政策意指（潛能）或“是什么”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論題——尤其是在政治哲學意義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還包含著另一個重要關注點或側面，那就是它的實踐進路或現實呈現，或者說是“如何做”的問題。而新時代十年發生的偉大變革已然表明，[31]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推進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實踐進路，換言之，正是同時建基于理論自覺自信與實踐駕馭能力不斷提升之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使得這一當代中國的“綠色大轉型”成為現實可能。
以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理念引領。毋庸置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啟新時代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指南。當然，這一思想本身也是一個逐步形成并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系統闡述了這一思想由“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所構成的基本理論意涵，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又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內容體系補充完善，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其進行了再次強調。“十九大、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概括了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豐富發展。”[32]
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的是一個關于理想（綠色）社會構建的理念原則與方法論體系。也就是說，“四新”即新時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和“四個偉大”即偉大夢想、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的統一整體，而它的理論結晶或呈現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體到生態文明建設議題領域，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提供的是新時代思考與應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世界觀方法論，是一系列基于這種新型世界觀方法論的哲學價值觀念與理念原則，是一個由一系列標識性原創性核心概念、基本論題和體系樣態所構建起來的完整綠色話語體系。也就是說，它提出了對于社會現實中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建基于新的哲學思維方式與價值倫理理念的性質界定和應對之道，從而從根本上拓寬或提升了我們思考與應對這一議題的理論視域或“地平線”。一方面，它可以實質性拓寬或重構我們關于未來綠色社會制度與政策體系的愿景想象。比如，把生態環境問題界定為傳統意義上的城鄉工業污染與生態破壞問題抑或“五位一體”意義上的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所展示或蘊含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想象空間。另一方面，它可以實質性改變我們目前致力于推動綠色變革或進步的社會政治動員戰略。比如，一旦把推動實施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著重點從經濟生產領域轉向大眾生活領域，那么黨和政府的生態環境制度政策體系構建及其貫徹落實都將會發生可以想見的巨大變化。
概括地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政治哲學理念就是“社會主義”和“生態可持續性”，以及二者在我國新時代背景和語境下的相互加持和有機結合。對于第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要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33]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性原則；[34]對于第二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分別指出，“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和“聚焦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35]總之，新時代生態文明體制“全面深化改革”不只是體現在關涉議題領域范圍和制度政策體系革新寬度力度上，也不只是體現在它作為一個連續性進程的持續推進本身上——“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而是首先體現在它自始至終明確秉持并恪守堅持的理念靈魂或“政治初心”。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點可以確保生態文明體制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綠色轉型”的互聯互通。
以制度建設為主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的未來社會愿景構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最大共同點或連續性，除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與主要指導性原則，就是以制度建設為主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作為基本標識的未來社會愿景構設。而對于經濟建設（體制改革）的作用，兩個文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前者強調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而后者強調的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36]
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未來社會愿景規劃與描繪這一要素或環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同時發揮著承接“理念層面”和規約“戰略層面”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先進正確的理念準則必須經過嚴謹科學的制度框架與政策體系構設才能夠“落地”，以便接受更加復雜多樣的現實社會條件的檢驗并作出修正完善；就后者而言，一個系統完整的制度框架與政策體系預設對于隨之而來的現實社會政治推動戰略舉措又可以發揮重要的促進規約作用，以防發生嚴重的方向性偏離與原則性背離。具體到生態文明建設領域，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是由一系列核心理念和方針原則所構成的理論話語系統，還是一個由方方面面制度與政策構建起來的制度與政策框架設想，而正是后者把生態文明建設從理念革新層面過渡成為一種現實性社會實踐。由此可以理解，無論是黨的十八大報告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黨的二十大報告，其中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論述都把“制度建設”作為整個篇章的重點，這既是對于之前部分的統攝性哲學倫理觀念與政治準則（“為什么”）的合邏輯展開，也是對于之后部分的重大戰略部署及任務總要求（“如何做”）的規范性闡明。因此，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概括新時代第一個十年生態文明建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時，特別強調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更加健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則進一步指出，新時代新征程要繼續堅持包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議題領域在內的“以制度建設為主線”、突出“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的指導性原則，尤其是在整體上致力于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但也應努力做到“三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37]總之，正是全面深化改革之初就明確堅持的基于系統整體設計方法論的完整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構想及其持續貫徹落實，引領促進了生態文明建設議題領域的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或者說呈現為一場波瀾壯闊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未來社會愿景構設重要表征的、與經濟建設的核心地位相關聯的“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或“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至少從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體制改革）的關系來看，后者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和解放促動作用是尤其顯著的。一方面，經濟建設（體制改革）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關注與動員的聚焦點，因而這一議題領域的制度與政策創新更容易凝聚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大眾共識）并轉化成為一種社會進步推動力量，換言之，自覺將其與經濟建設（體制改革）相掛鉤，是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順利開啟并不斷向前推進的明智進路；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任何實質性變革都需要以經濟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層面上的及時（合理）制度化為基礎，也就是說，面向經濟建設議題領域的那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層面上的深化改革舉措，往往對于生態文明建設議題領域也是非常有效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甚至更加關注經濟議題領域、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從各個議題論述的篇幅占比可見，這既是著眼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最大現實政治的實際需要，也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立場觀點基礎上的理論自覺。也就是說，建設生態文明絕非一日之功，歸根結底將是一個“五位一體”持續推進意義上的社會整體變革或全面綠色轉型過程。
黨的全面領導下的廣泛社會政治動員。對于我國新時代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機制，國內外學界經常用“自上而下”推動的漸進有序制度與政策創新來描述。但其實，十分明確的是，它包含著兩個不可或缺的側面或要素，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二是盡可能充分廣泛的大眾社會政治動員。對于前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分別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中央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黨中央領導改革的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38]對于后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分別指出，“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39]也就是說，孤立或過分強調其中某一個側面會導致弱化甚至失去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動力，或者至少缺少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所需要的健康強勁動力。
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說，推動實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健康動力機制的關鍵元素有兩個，即政治領導力和社會活力及其二者之間的有機平衡。前者更多地呈現為擔負推動實施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擘畫與統籌領導責任，而后者則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關涉的各項議題領域及其制度政策革新實踐的積極響應或主動參與行動。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簡單等同于黨和政府與群眾之間的上下級關系，也不簡單等同于少數社會精英（階層）與普通大眾之間的呼應關系。事實上，基層群眾實踐經常是某一個議題領域中制度與政策革新甚至是解決方案的創制者，而某一個議題領域中的專家能手很可能成為另外一個議題領域中的謙卑學習者。具體到生態文明建設議題領域中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及其踐行，“十個堅持”的內容概括中有“兩條”正是反映上述二者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即“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堅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成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40]尤其是對于后者，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等重要場合上的重要講話中都予以過闡述與強調：“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每個人都是生態環境的保護者、建設者、受益者，沒有哪個人是旁觀者、局外人、批評家”。[41]
正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的，[42]新時代新征程推動包括生態文明議題領域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既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又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高度自覺，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也就是說，黨的全面領導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動員不僅是兩個密不可分的構成元素，而且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統一性社會進程中的核心驅動。當然，現實中這里也的確有一個“系統集成”和“形成合力”的問題，即不斷推動在更高水平上實現黨和政府的全面領導組織能力與整個社會的民主參與和實踐創新能力的互動共促、相得益彰，從而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或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強大動力與政治保障。
結論
如上所述，從轉型話語與政治的視角來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這一理論論題同時擁有十分豐富的綠色理論與政治政策意涵（潛能）。在理論層面上，它可以意指或涵蓋當代中國背景和語境下的三大綠色話語體系，即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層面上，它可以意指或規約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持續推動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實踐。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或解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深刻植根于并推動著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包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偉大實踐，而這場全面深化改革現實實踐之所以能夠成效顯著和偉大，歸根結底在于它是一場從一開始就處在政治與理論自覺基礎之上的社會政治自我革新完善或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而這也就意味著，這場變革或轉型過程將很可能是一個伴隨著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各個主要階段的持續性進程，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政治清醒與戰略定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研究專項“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3JDSZKZ11）
注釋
[1][12][18][2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9～41、39、19頁。
[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頁；《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頁。
[3]揚·圖羅夫斯基：《轉型話語與作為話語的轉型》，載郇慶治主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論叢》第五卷，北京：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21年，第55～74頁；菲利普·德根哈特，《社會生態轉型的話語分類》，《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9期。
[4]徐坡嶺、王旖歡：《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的關聯：中亞、東歐國家間的差異及解釋》，《俄羅斯學刊》，2012年第6期；孫景宇：《經濟轉型的國際維度與轉型國家的戰略選擇》，《長白學刊》，2007年第5期。
[5]李昭華、蔣冰冰：《歐盟環境規制對我國家電出口的綠色壁壘效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年第3期。
[6]郇慶治：《文明轉型視野下的環境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頁。
[7]王聰聰：《比較視野下的德國左翼政黨的“綠色轉型”》，《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3期；郇慶治：《歐洲左翼政黨譜系視角下的“綠色轉型”》，《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8]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剛、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9]C. Thomasberger and M. Brie(eds.), Karl Polanyi's Vision of a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18; C. Thomasberger, "The Belief in Economic Deter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anyi's Contribu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41(4).
[10]烏爾里希·布蘭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自然的限度：帝國式生活方式的理論闡釋及其超越》，郇慶治等編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19年，第142～144頁。
[11]其實，即便在歐美學術語境體系中，“轉型”也可以同時在transformation或transition的意義上混合使用，但總體來說，激進綠色政治更強調轉型的綜合革新與未來面向意涵，而溫和綠色政治則更強調轉型的局域改進與現實變革意涵，參見陳映芳：《秩序與混沌：轉型論再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13][15][21][22][23][33][41]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4～15、133、15、105～107、107～108、11、11～12頁。
[14]郇慶治：《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經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16]比如從強調“綠色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到強調“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參見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45、168頁。
[17][40]中共中央宣傳部、生態環境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2022年，第2、2～3頁。
[1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0]《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24]郇慶治、苗旭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闡釋的三重維度》，《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2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51頁；《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85頁。
[27]《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2～55頁。
[28][29][3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30]郇慶治：《“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析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8期。
[31]郇慶治：《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變革及其基本經驗》，《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6期。
[34][37]《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3～4頁。
[35][36][39]《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5、6頁；《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3、6頁。
[38]《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頁；《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4頁。
[42]《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4頁。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Theoretical Thesis
Huan Qingzh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discourse and politics, the theoretical thesis of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rich in green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policy connotations (potential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can refer to or cover the three major green discourse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whil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it can refer to or regulate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that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by China since it entered the new er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practice, includ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has been a socio-political self-re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r a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 and will likely be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al advanc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all its major phases.
Keywords: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thesis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