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為中國各學科領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關鍵一環，承載著重大使命。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恰似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以儒家文化為主干，多元文化為養分，深厚的歷史根源為堅實基石。在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發揮著極為關鍵的推動和建設性作用，二者相輔相成，為這一體系的建構注入了強大動力。深入探究它們的價值，能讓我們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邏輯更加自洽，也更具說服力。
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奠定科學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發展。這一科學理論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方法，讓我們能更深刻地剖析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
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來看，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我們能依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物質生產、經濟活動、社會結構等實際狀況，理解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形態和價值取向。例如，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農具和牛耕的推廣，生產力顯著提高，井田制瓦解，封建生產關系逐步確立。這種社會存在的巨大變革，直接推動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儒家、道家、法家等眾多思想流派紛紛涌現，各抒己見，對當時及后世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借助唯物史觀，我們能清晰地認識到思想文化發展背后的經濟和社會根源，避免單純從思想層面孤立地解讀歷史現象。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一原理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歷史上諸多重大變革。以秦朝為例，商鞅變法通過廢除井田制、獎勵耕織等措施，推動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確立了土地私有制，使秦國的經濟基礎發生改變，進而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中央集權制度，實現了社會結構與制度的轉型。從宏觀的歷史進程看，正是這種矛盾運動的不斷推動，使得中國社會經歷了幾千年文明的發展與演進，直到近現代社會的形成。運用唯物史觀進行分析，能讓我們把握歷史發展的主線，準確認識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
同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中國歷史學研究開辟了新方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唯物史觀被廣泛應用于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對象和動力等問題。學者們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分期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深化了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特點的認識。在新時代，唯物史觀依然是我們剖析現實社會問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展望未來發展方向的有力武器，指導我們從歷史長河中探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脈絡。
以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傳承智慧凝聚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繼承中國歷史學優良傳統，他說“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一個傳統”，指出新時代的中國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要繼承優良傳統，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優良的史學傳統是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寶貴財富，其中，儒學鋪染了傳統歷史學家的生命底色，儒學的價值觀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走向，儒家文化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與“以史為鑒”的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緊密呼應。這與西方史學形成明顯區別，成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深深融入傳統歷史學家的血液中。許多歷史學家秉持儒家的道德準則，在記錄歷史時，不僅注重史實的準確性，更注重從道德層面評判歷史人物和事件。他們以儒家的 “春秋筆法”，在字里行間蘊含褒貶，希望通過歷史書寫來弘揚正義、勸誡惡行，維護社會的道德秩序。例如，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秉持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理念，廣泛收集資料，實地考察歷史遺跡，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客觀記載，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同時也通過對歷史的敘述表達了自己對儒家價值觀的堅守。
儒家文化尤其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與中國史學“以史為鑒”的經世致用傳統一脈相承。《逸周書》就說“政維今，法維古”，儒家經典中充滿了對歷史法則與經驗教訓的總結參驗，如《論語》中“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強調從歷史的傳承與變革中汲取智慧。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旨在“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這一行為深受儒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這種傳統促使歷史學家關注現實社會，將歷史研究與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緊密結合。在當代，歷史學研究依然要服務于社會，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智慧。例如，通過研究中國古代的治理經驗，如戶籍制度、賦稅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歷史，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有益參考，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悠久的官方修史傳統，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周朝設立史官開始，歷經秦漢、唐宋，直至明清，官方修史制度不斷完善。儒家強調“大一統” 思想，官方修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政權的合法性，通過系統整理和編纂歷史彰顯王朝的正統地位。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全面記錄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歷程，為后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提供了豐富、權威的資料。這一傳統不僅保證了歷史記錄的連續性和系統性，也體現了國家對歷史傳承和文化建設的重視。在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時，充分利用官方修史的豐富成果，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有助于構建全面、系統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
扎實推進當代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也是“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內在要求，為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帶來了諸多優勢。
在研究方法上，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方法與中國史學注重史料考辨、實證研究的傳統相結合，能夠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對歷史現象進行宏觀分析，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另一方面，通過對具體史料的細致考證，確保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例如，在研究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西方列強入侵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沖擊，同時結合大量的檔案、文獻、回憶錄等史料進行實證研究，深入探討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反應和應對策略，從而更加全面、準確地展現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復雜過程。
在研究內容上，二者結合能拓展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唯物史觀關注社會的整體結構和發展規律，中國史學優良傳統注重對具體歷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現象的記載和研究。將二者結合，既能從宏觀上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又能從微觀層面深入了解歷史的細節和多樣性。比如，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時，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文化發展與社會經濟、政治的關系，同時結合中國史學對儒家經典傳承、文學藝術演變、科技發明創造等方面的記載，全面展現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發展歷程。
從知識體系建構來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框架和價值導向，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則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素材和研究方法。二者相互融合，有助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能夠準確反映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和特點，還能體現中國歷史學的獨特價值和學術追求，增強中國歷史學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在新時代，我們要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價值。繼續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進行系統研究，同時不斷弘揚中國史學的求真、致用精神，充分利用官方修史和民間史學的豐富資源。加強對二者結合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推動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斷完善和發展，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史學力量。
以文化為根，筑牢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是順應時代發展需求、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選擇。在中國歷史文化這棵大樹上，多元文化如養分滋養其成長，深厚的歷史根源是穩固的保障。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則為這棵大樹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優勢，我們有信心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