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經濟形勢不明朗、外部需求不確定性增加以及國內經濟結構深度轉型的大背景下，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被視為推動中國經濟回升向好、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基于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可知，隨著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有序實施與市場信號的逐漸明晰，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韌性與活力，并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持續孕育出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特點的新增長動力。2025年，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重點圍繞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防范地方債務風險、推進綠色轉型、強化民生保障與促進社會公平、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助力中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關鍵詞】“更加積極” 財政政策 中國經濟 回升向好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是我國“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我國宏觀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與內外部環境深度調整的關鍵節點。一方面，全球經濟延續復蘇態勢，但仍需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等復雜環境中曲折前行，面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多極化競爭態勢以及新技術革命催生的行業變革；另一方面，盡管我國經濟總體保持穩中向好，但結構性問題尚未徹底化解，區域發展不平衡、消費潛力不足等問題還有待解決。鑒于這一形勢，2025年我國財政政策的戰略意義進一步凸顯，其力度與方向更加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既要守住經濟恢復與穩增長底線，又要著眼于中長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高質量發展目標。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財政政策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持續發力，聚焦解決民生難題、擴大內需和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增后勁。財政政策的定位由“適度加力”轉變為“更加積極”，既加大政策的實施力度，亦注重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精準與效能。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把政策重心落腳于國內需求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方式的重要實踐。2025年，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新一年的財政政策力度更大、主動性更強以及運用更成熟。在穩中求進的政策主基調下，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將成為未來一年乃至更長時期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本文對2024年我國的宏觀經濟狀況與財政政策舉措進行分析，探討未來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核心驅動因素，同時結合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多維度特征，提出具體的實施路徑和建議。

科學認識我國經濟狀況、增長結構和模式

過去三四十年間，我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手段以發展經濟，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跡，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加劇、傳統增長動能式微等問題顯現，國際上又出現了一波“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們要堅定發展信心，保持戰略定力，積極主動應對問題和挑戰，用實實在在的高質量發展成效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針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需要客觀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與模式，科學、理性地剖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

? 2024年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隨著前期各項存量政策效應持續釋放和一攬子增量政策加快實施，市場預期已經改善，經濟運行呈現回升向好態勢。

第一，宏觀經濟與總體增速。2024年是我國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2024年，我國成功克服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圓滿完成關鍵預期目標，實現了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展現出高質量發展的鮮明特征。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GDP首次突破130萬億元大關，比2023年增長5.0%。當然，依然存在房地產市場波動、外部需求疲軟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加等問題，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也構成壓力。但是，隨著穩增長、穩就業以及穩物價等一系列政策的深入實施，2025年我國宏觀經濟可以在“保持合理區間”之余，逐步向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方向演進。

第二，消費提振與內需潛力。消費是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環節。2024年，消費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推動力。在居民收入增加、消費結構升級以及新興消費模式興起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我國消費潛力逐步釋放，內需逐漸擴大。首先，政府拉動效應顯著。各地政府以消費券、政府補貼以及提升文旅消費供給等形式，刺激居民消費增長。中央政府同樣采取措施刺激消費，如向地方政府安排了共3000億元的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用于大力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家電、汽車等消費品“以舊換新”，以進一步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其次，服務消費新引擎效果突出。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呈現多樣化、體驗化、品質化的趨勢，消費形態由商品消費主導向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并重轉變。最后，新型消費業態加速發力。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網絡銷售和即時零售等消費新業態持續壯大，衍生出數字文旅、直播帶貨以及在線健身等新業態新模式。考慮到內需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的重點任務。

第三，投資結構與房地產調整。過去，我國經濟增長依賴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的“雙引擎”。尤其是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雙驅動為地方政府帶來了可觀的GDP增量和城鎮化加速發展，但隨之而來的是地方債務壓力等潛在風險逐漸顯現。因此，隨著經濟社會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的投資結構逐步走向分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14374億元，比2023年增長3.2%；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比2023年增長4.4%；房地產開發投資100280億元，比2023年下降10.6%（按可比口徑計算）。這些數據的變化，一方面反映出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對于支撐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分化，另一方面揭示出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重點。

首先，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小幅增長。這得益于中央及地方政府堅持補短板、促民生、穩增長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減。在傳統財政和專項債券的支持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如5G、智能交通、數據中心等）同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相互補充。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以及財政約束力度加大，以注重效率與質量為導向的“精準基建”成為新常態。其次，房地產投資下滑，市場進入以“去杠桿、去庫存、去泡沫”為目標的深度調整期。受制于早期高地價、高負債和消費傾向的改變，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壓力以及拿地意愿降低。部分城市的房價和成交量呈現降溫或盤整狀態。需要指出的是，現階段投資依舊呈現出積極的一面，即制造業投資增速可觀，尤其是高科技制造業投資。從長遠來看，未來投資增長需要依賴于高科技及高端制造業來拉動，而非過度依賴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投資。

第四，出口與外需形勢。外需始終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2024年，得益于我國完備的制造業產業鏈及龐大的產能規模，我國外貿表現可圈可點。據統計，2024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438468億元，比2023年增長5.0%。其中，出口254545億元，增長7.1%；進口183923億元，增長2.3%。更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我國服務貿易實現快速增長，全年服務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規模創下歷史新高。

一方面，全球范圍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持續展現出韌性。尤其是在消費電子、新能源汽車以及光伏產品等領域，中國制造憑借其高性價比和規模化優勢脫穎而出。此外，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框架下的東盟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對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家電以及通信設備等產品的采購需求旺盛，極大地拓展了我國出口的增長空間。另一方面，我國加速推動出口結構以及附加值等方面的升級。這一升級的關鍵在于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等新興行業的蓬勃發展。大量企業開始從簡單的代工生產向自主研發和品牌運營轉型，力求在全球價值鏈中實現進一步攀升。同時，跨境電商、海外倉等新業態新模式也在不斷擴大中國企業的貿易效率和盈利空間。需要注意的是，外部環境的挑戰依然不容忽視。全球通脹高企、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地緣政治風險增加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都可能導致進出口需求和貿易成本出現階段性波動，使部分企業面臨供應鏈重構的壓力，甚至可能引發局部訂單的轉移。

? 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模式

基于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可知，隨著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有序落地與市場信號明晰，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韌性與活力，并于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持續孕育出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特點的新增長動力。隨著全球經濟形勢與國內發展環境的變化，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模式將發生深刻變化。

第一，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嬗變與創新驅動的崛起。過去一段時期，我國經濟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充足的資源要素以及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依托制造業大規模擴張和強力的出口貿易，快速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然而，隨著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模式的局限性顯現：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等，導致粗放式擴張面臨瓶頸。“低成本+大規模”的增長方式不僅無法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反而容易累積地方政府債務，引發環境污染等深層次問題，制約經濟可持續發展。由此，“創新驅動”成為經濟發展的新關鍵詞：既要求企業從微觀層面開始轉型升級，也要求政府從宏觀層面加大對企業等主體在科研、高新技術產業以及人力資本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從而塑造符合新時代的競爭優勢。依托數字經濟、智能制造以及綠色能源等新興領域所具備的發展潛力，我國正不斷由要素投入型向依托科技創新、知識密集以及服務增值的高質量發展路徑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是我國適應外部競爭和內部結構性調整的必要舉措，也是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謀求更好發展的關鍵所在。

第二，投資驅動與外需驅動的邊際減弱與結構優化。在“投資—出口”雙軌驅動的傳統經濟增長范式中，投資是推動經濟騰飛的關鍵力量。在過去數十年間，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等領域的投資貢獻巨大。然而，隨著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化率的持續提升，其邊際效用遞減態勢明顯。一些地區出現了建設重復、資源錯配以及企業債務負擔加重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體系的風險。在外需方面，近年來受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世界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我國外需面臨出口增速波動較大等問題，外貿領域的矛盾由供應鏈受阻、履約能力不足轉變為外需不足。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國宏觀政策更加注重優化投資結構和穩定外需渠道。一方面，我國不斷調整財政政策，優化社會資本的配置結構，將更多的資源向高新技術產業、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民生保障以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傾斜，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為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能。另一方面，我國著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持續釋放內需潛力。通過內需引領與外需驅動的協同發展，提升經濟體系對外部風險的抵御能力和靈活性。

第三，制造業與服務業雙輪驅動與分化現象并存。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及居民需求的多樣化發展，我國經濟逐漸由以往的制造業單輪驅動向制造業與服務業雙輪驅動轉變。一方面，盡管傳統制造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其內部正面臨深刻的轉型挑戰：低端產能過剩、同質化競爭加劇以及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等問題，對制造業的長遠發展構成了挑戰。另一方面，隨著儲能、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快速發展，新能源、芯片半導體等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制造業迅速崛起，成為產業升級與市場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服務業規模持續擴張，在GDP以及居民就業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步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國在效率提升方面取得了全球領先的成就不僅催生了在線教育、互聯網金融、數字文娛、共享經濟等大量新興業態，還對傳統服務行業進行一系列改造，衍生出在線外賣、遠程醫療、智慧養老、云辦公等新模式。在此背景下，服務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重要引擎。不僅如此，服務業還為居民就業提供了大量新型崗位。如短視頻、直播等自由職業為高校畢業生提供了更多樣的發展路徑。可以說，對于現階段的服務業發展來說，其優勢并不在于內容本身，而是依賴于效率的提升。

? 新增長動力推動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回升向好

為適應新的發展需求，我國更加注重形成多樣化的新增長動力，著力培育內需、推動科技創新、踐行綠色低碳轉型、深耕數字經濟以及不斷完善體制機制。在經濟增長結構和模式轉變的過程中，我國經濟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增長點。諸多要素的交互共振為我國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高韌性的持續性增長提供堅實支撐。

第一，內需驅動成為核心。隨著外部需求趨弱、投資邊際效用遞減，我國逐步把內需驅動置于關鍵地位。尤其是在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政府更加注重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內需不僅涵蓋投資，更重要的是激發居民的消費潛力。現階段，我國14億多人口正逐步向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轉變，追求教育、醫療、養老、旅游以及文化娛樂等多樣化、品質化的消費。為鞏固和擴大內需，政府逐步采取降低個人所得稅率、完善社保體系、增加就業機會等舉措，多維度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時，地方政府采取消費券、家電與新能源汽車補貼等手段，提振市場消費信心，并推動相關行業向綠色化、智能化等方向升級。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新型消費形態的發展演變，直播電商、社區團購以及數字化零售等新的交易模式迅速涌現。據統計，2024年1月至11月，全國直播電商零售額達4.3萬億元，其強勁的增長勢頭為電商行業貢獻80%的增量。這些新型交易模式不僅改造了傳統的線下批發模式，還凸顯出促消費、強流通、建生態、穩就業等商業和社會價值；既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還為內需增長注入了新的動能。

第二，科技創新驅動與人力資本紅利的延伸。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大周期的關鍵時期，老齡化、少子化等趨勢明顯。隨著人口紅利逐漸削弱，傳統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再，強化產業競爭力需依賴高質量人才以及技術創新。為此，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大對關鍵技術的攻堅力度，企業以及各科學技術研究院也日益重視研發投入、知識產權保護和產業化轉化，為我國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等前沿領域提供了趕超和突破的機會。此外，高校擴招、職業教育提質以及互聯網普及等，亦為大規模培育具備基礎數字素養和專業技能的人才奠定了堅實基礎。若能依托這些條件，將我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轉化為高端智力資本，我國定能推動產業結構向更高層次邁進。

第三，綠色化、低碳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對能源資源約束與環境污染的雙重壓力，我國致力于在“雙碳”目標下加速推動綠色轉型。傳統的高能耗、高排放產業逐步轉型或退出市場，為風電、光伏、儲能以及循環經濟等新型清潔能源領域騰出發展空間。借此契機，我國在全球清潔能源供應鏈中構建起完整且具備規模優勢的生態產業體系，為全球市場提供光伏組件、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等綠色產品。同時，我國綠色金融體系逐步完善，尤其是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綠色債券等政策工具，為企業綠色生產經營提供了有力的市場激勵。在國內外政策與市場的雙重發力下，我國的綠色轉型不僅成為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有力保障，更是在全球競爭中獲取話語權與先行優勢的關鍵所在。

第四，數字經濟與產業跨界融合。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傳統產業加速向數字化轉型。制造業憑借工業互聯網以及智能化生產，顯著提升了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與產品競爭力；服務業則通過線上線下融合、平臺化運營與大數據分析，實現了成本降低和精準營銷等。不僅如此，數字經濟的跨界合作亦成為發展的新常態：互聯網平臺與金融機構聯合推出普惠金融與快捷支付服務；生物醫療企業與AI企業合作，提升了藥物研發的效率；物流行業利用無人駕駛與自動分揀系統，構建了高效的供應鏈網絡。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行業邊界日益模糊，為各類創新創業主體開辟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科學認識我國經濟增長結構和模式，理直氣壯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是基于對我國經濟運行規律和全球發展趨勢的理性判斷。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結構與模式正經歷著深刻而系統的轉變，傳統投資、外需驅動的增長模式在邊際效用遞減、外部環境多變的情況下已經難以為繼，經濟運行正逐步邁向“內需為主、創新驅動、綠色低碳、數字賦能”的新時期。只要持續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中國經濟就能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根基，為世界經濟復蘇與共同繁榮注入更強勁、更穩定的力量。

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特征：統籌發展與風險防控

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擴內需、穩外需、促改革以及惠民生等方面的統籌發展。這既是我國宏觀調控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也凸顯了財政政策在當前及未來時期的關鍵作用。

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趨于規范化。2024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進入更嚴格、更規范的新階段。過去，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增長，雖然取得了一定積極成效，但也積累了一些債務風險。隨著部分地區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以及經濟增速放緩，中央政府意識到必須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以確保宏觀杠桿率維持在合理區間。為此，國家財政部門不斷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加快構建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力求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此外，財政部門還持續強化對地方政府債務的日常監測與審核，加大對違規舉債、借“隱性債務”之名擴張支出的懲處力度，并鼓勵各地探索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化解存量債務。

持續的逆周期調節與精準發力。為有效應對國內外需求不穩定、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等挑戰，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持續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但相較于以往，更加強調精準施策與結構優化。在財政支出的投向上，以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支持重點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為重點，力求通過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更具長期回報和社會效益的項目，從而推動產業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同時，“兜底”功能成為財政政策的重要方面。面對潛在的周期性和結構性下行壓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努力確保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獲得有力保障。尤其是對于失業保險、社保基金運行等關鍵環節，財政資金將持續充足投入，以幫助困難群體度過難關，并鞏固我國在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制度優勢。除此之外，政府還致力提升財政工具的效率和靈活性，比如通過實施稅收優惠、提供專項補貼等方式，精準扶持小微企業、新興產業發展，力爭實現財政資金的最優配置。

支持實體經濟與促進內需。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更加注重對實體經濟的扶持與居民消費能力的培育。一方面，為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力度，中央與地方政府通過專項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政府引導基金等方式，為企業的研發投入與產業化應用提供支持，并打造適宜的金融環境，增加長期融資渠道，引導社會資本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優化對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財政支持。鼓勵企業向綠色化、數字化轉型，推動工業體系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在擴大內需方面，居民消費潛力釋放是重點。為增強居民消費信心，政府持續制定針對特定消費領域的財政補貼和消費券政策。此外，配合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的建立，部分城市出臺了具有區域差異化的購房補貼政策，旨在鼓勵剛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適度釋放。

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我國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到財政政策的各個環節。2024年的財政政策展現出更為系統化的特點，通過預算安排、稅收制度設計以及激勵機制調整等，引導地方政府和企業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開發、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減排技術推廣等環保與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投資與建設力度。此外，綠色債券、綠色金融等多元化融資工具的應用與推廣也得到了財政部門的積極參與和配合。通過政策性資金的撬動作用，財政部門引導金融機構向綠色項目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信貸支持，進而構建起市場化運作與財政激勵并重的綠色發展生態體系。

綜合來看，2024年我國財政政策以“穩健、可持續、精準”作為基本導向，既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又兼顧財政可持續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等潛在風險。同時，財政政策在更深層次上與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社會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構建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立體政策體系。

2025年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定位

財政政策向“兼顧結構優化與轉型升級”方向演進，既是對過往政策實踐的深刻總結，也是面對國內外復雜挑戰的理性抉擇。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態勢仍需穩固，產業鏈與供應鏈安全受到更多關注，新的增長動能需進一步培育；另一方面，實現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轉變，在防控財政風險的前提下繼續“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由此，2025年的財政政策將通過結構性、普惠性、精準性的多樣化措施，以發揮最大的政策協同效應。

第一，促消費與擴內需持續發力。2025年，推動消費升級、擴大內需將繼續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更加聚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與提振消費信心。一方面，持續推動中低收入人群增收減負。例如，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以增強居民的收入預期，擴大穩健消費的基礎。另一方面，擴大增量財政資金，如增加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規模，加大對綠色家電、消費電子等重點消費領域的補貼支持力度，以此引導新的消費趨勢，為傳統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動力。

第二，強化地方政府債務與財政風險管理。2025年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和規范仍將保持高壓態勢。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需在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更加注重增強地方政府的融資約束與預算管理。國家將為地方政府依法合規發行專項債券提供空間，確保重點項目建設特別是與國家戰略方向相符的基礎設施、新興產業、綠色發展等領域的資金來源。同時，對于違規舉債、變相舉債以及過度依賴平臺公司融資等不正當行為，將實施更為嚴格的查處措施。通過建立更加完善的地方政府債務信息披露機制，加強對償債資金來源、債務結構、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審計與評估，實現對債務風險的動態識別與預警。

第三，推動綠色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的戰略選擇，而綠色轉型則是這一發展路徑的重要內核。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持續把綠色發展擺在重要位置，以加快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進程。這要求既要在能源結構優化、節能減排、生態保護等方面增加財政投入，也要充分利用稅收杠桿和財政補貼的組合效應，為低碳產業與綠色消費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規模化推進綠色轉型的過程中，要警惕盲目投資或“一刀切”的思維。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重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結合財政獎勵與績效考核機制，鼓勵地方政府與企業在“雙碳”領域開展差異化探索和創新試點。需要在結合區域資源稟賦和產業特色的基礎上，穩步提升綠色轉型的質量與效率，讓“雙碳”目標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第四，強化民生保障與促進社會公平。財政政策的目標不僅限于維持經濟增速，更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公平。2025年的財政政策將聚焦于補短板、調結構、惠民生領域，以形成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優質供給。在就業方面，財政資金需加大對新職業培訓、創業扶持、就業見習等項目的投入力度，幫助年輕人、轉崗人員以及結構性失業者獲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在教育方面，應持續推動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逐步縮小區域間、城鄉間的教育差距。在醫療和養老方面，應提高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和保障水平，加快優質醫療資源下沉，推動“醫養結合”等新模式的發展。此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還需推動社會分配結構更加合理。只有當更多人在收入增幅與質量提升上得到切實保障，消費與投資的雙重潛力才能得以充分釋放，從而形成內需可持續增長的穩定基礎，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五，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我國在國際經貿與科技合作中的地位與責任不斷提升。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局限于國內調控，還需要適度兼顧對外交流與合作，旨在為我國對外貿易、投資以及產業升級營造更為穩定的外部環境。2025年，我國仍會堅定支持多邊主義和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通過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合作等方式，積極拓展海外市場與技術合作渠道。同時，需要警惕國際政治局勢變化和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需要預留足夠的財政空間來應對潛在的外部沖擊和緊急事態。只有在審慎評估國際風險的同時，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才能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六，與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保持協同。財政政策要發揮最大效能，必須與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保持高度協同。2025年，貨幣政策在穩健的基調下，應根據經濟增長與通脹水平的變化進行靈活調整，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形成正向互動。若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貨幣政策的適度放松與財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將形成合力，穩定市場預期；若經濟溫和回升，則需注重防通脹、防風險，對財政政策保持理性調控，避免過度寬松導致中長期隱患。此外，產業政策應在產業布局、資源配置和技術創新方面與財政政策形成互補，通過財政獎補、稅收優惠、準入門檻設置等多維度措施，推動產業持續升級和結構優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協同過程中，應特別關注政策的透明度與一致性。只有讓市場主體清晰認識到政府在財政、貨幣、產業等層面的主要目標與執行力度，才能更有效地發揮預期管理作用，引導企業和投資者的行為向符合國家整體戰略的方向演進。

綜上所述，2025年的財政政策方向明確且任務艱巨，它既是對過去政策實踐的延續與深化，也將為2035年遠景目標的實現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內在活力，穩步邁向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博士研究生袁貴博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本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推進共同富裕的數字財稅治理研究”（項目編號：22VRC121）項目資助】

【參考文獻】

①王鐳：《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紅旗文稿》，2024年第6期。

②楊志勇：《深入理解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人民日報》，2025年1月10日。

③汪偉：《開啟經濟增長“新三角” 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14日。

④張守營：《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中國經濟導報》，2023年8月12日。

⑤《2024年中國GDP同比增長5%》，新華網，2025年1月17日。

⑥《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國家統計局相關部門負責人解讀2024年主要經濟數據》，《經濟日報》，2025年1月18日。

⑦《關于加力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若干措施》，中國政府網，2024年7月24日。

⑧《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全國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提案建言服務貿易發展》，《人民政協報》，2024年9月23日。

⑨任澤平、白學松：《大國人口：少子老齡化時代的新挑戰與新機遇》，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

⑩《12萬億元地方化債“組合拳”怎么看——當前中國經濟問答之四》，新華網，2024年12月6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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