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典進行時代解讀是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途徑，故歷代典籍注釋頗能反映當時的學術范式。魏晉以降，學風丕變，注書體制也隨之變改，朱熹、劉師培都曾論及魏晉與兩漢注書之異。魏晉注體之新變可概括為注體的辭章化，具體表現為注文的駢儷藻飾、注可離經獨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論體借注立論。
從質樸平實到麗辭溢目
“注者主解”，注文多以平實暢達為要。駢文麗辭乃辭章之巧，所謂“詩賦欲麗”。魏晉以降，駢風漸興，注體亦沾染時風，呈現駢儷藻飾之傾向。
注體的駢儷化可追溯至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的韻語注，魏晉以后漸趨普遍。如曹魏大儒王肅注《詩·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又《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注：“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饑。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注文對稱工巧，對形式、辭藻的經營顯然可見。相較之下，《毛傳》《鄭箋》則質實少飾，不拘文辭。
正始玄風日盛，何晏、王弼注書尚清辭妙語，遂開一時風氣。劉師培云：“王、何注經，其文體亦與漢人迥異……厥后郭象注《莊子》，張湛注《列子》，李軌注《法言》，范寧注《穀梁》，其文體并出于此，而漢人箋注文體無復存矣。”（《中國中古文學史》）如何晏《論語·為政》“百世可知”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論語·里仁》“德不孤”章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皆音韻和諧，文質兼茂。王弼《周易注》用語之工巧，歷代多有論及。何劭《王弼傳》云：“（弼）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孫盛謂王弼“敘浮義則麗辭溢目”。（《三國志》注引）王應麟《困學紀聞》錄王弼《易》注格言，陳澧稱其“尚輔嗣之辭矣”（《東塾讀書記》）。皮錫瑞謂王弼《易》注“名詞雋句耐人尋味”（《經學通論》）。檢視王弼《易》注，確如諸家所言，麗辭雋句頻出。
皮錫瑞曰：“朱子之不取晉人者，以其文太求工。”郭象《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世說新語》注引《文士傳》），如《莊子·人間世》“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注曰：“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辭采文理兼備。明楊慎稱“郭象《莊子注》多俊語”（《丹鉛余錄》），故后世多有化郭注以入詩文者，如李白《日出行》“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即用郭象《莊子·大宗師》注“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之語。其他如李軌《法言注》、張湛《列子注》、范寧《穀梁傳集解》皆駢散相雜，不乏麗辭對句。
晉室南遷，學分南北，南朝承魏晉之習，北朝崇漢代學風。《北史·儒林傳序》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皮錫瑞《經學歷史》曰：“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余技。”所謂“名言霏屑”“屬詞尚腴”，正是批駁南朝經學承魏晉學風，尚華文麗辭。
要之，魏晉學者將詩文的駢儷藻飾融入注體，使注這一實用文體具備了文學文本的審美特性，體現了辭章技巧對注釋文體的滲透。
從依經演繹到得意忘言
漢人注書多依經演繹，詳于分章析句、訓釋名物。魏晉注體突破了依經演繹的漢注傳統，名物制度略而弗講，而重在寄言出意，闡述義理。
如《論語·泰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包咸注：“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禮者，所以立身也。”孔安國注：“樂所以成性也。”包、孔皆立足經文，以訓詁或添字之法串解句義，明修身當以《詩》興起，以禮立身，以樂成性。王弼《論語釋疑》則云：“言有為政之次序也……若不采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后也。”（《論語義疏》引）王弼不著意于字詞訓詁與文義串聯，而重在挖掘經文的義理邏輯，以此論“為政之次序”，所謂陳詩以觀風，知風以制禮，禮設而作樂，樂成而化俗。陳詩、制禮、作樂既用有先后又相互影響。與漢代包、孔注相較，王弼注文有著流暢完整的義理邏輯，完全可脫離經文獨立表意。
郭象注《莊子·逍遙游》“北冥有魚”一節曰：“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郭象認為鯤、鵬諸物皆莊子寄寓之言，是為“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適”，故凡此無關宏旨之言辭名物，皆應“遺其所寄”，略而弗講。如《淮南子·道應訓》引《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東漢高誘注詳解朝菌、蟪蛄，注文似名物詞條，不具備說理表意的獨立品格。而郭象注云：“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茍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郭注不釋名物，不訓字詞，而集中筆力闡釋統小大、齊死生之經文大意，充分貫徹了“得意忘言”的釋經原則。
王弼在《周易略例·象略》中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言意理論，深刻影響了魏晉“得意忘言”的注書模式。使魏晉注體詳于義理而略于訓詁，避免了分文析字造成的注文的瑣碎支離，保持了注文的獨立品格，此為魏晉注體辭章化的另一表現。
從以注釋經到借注立論
注的常規功能為釋經，魏晉注體卻突破了以注釋經的功能限制，將注作為闡釋觀點的工具，解散論體，借注立論。
首先，注通常只服務于對應的經文，而不措意于注文間的銜接呼應，故不具行文邏輯上的整體性，即朱熹所言“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晦庵集》）。魏晉注體打破了“不可令注腳成文”的規則，注文常前后呼應、上下銜接，甚至可串聯成文。如《莊子·達生》“達生之情者”一段，郭象注云：“①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②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③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余則傷。④守形大甚，故生亡也。⑤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于其間。⑥故彌養之而彌失之。⑦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⑧莫若放而任之。⑨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以上9處注文本分散于各句經文之下，直接串聯后即可形成此段表意完整、邏輯通貫且頗具章法的論說文字。故《文心雕龍·論說》云：“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此正魏晉“散則為注”“合則為論”之注書體制的精準概括。
其次，魏晉注書常超越經文借注立論。如王弼常于《周易注》中發明心得，故陳澧《東塾讀書記》謂其“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輔嗣所為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郭象《莊子注》亦常借注立論，如其注《逍遙游》“若夫乘天地之正……彼且惡乎待哉”一句，洋洋灑灑三百余言，已完全脫離注經之域，無異于一篇闡述其莊學心得的獨立短文。是以朱熹說晉人解經“舍經而自作文”（《朱子語類》），章太炎亦云：“其有訓釋儒書，特下新意者，則王、韓之《周易》、皇侃之《論語》，雖經籍附庸，實自成一家言也。”（《論中古哲學》）此皆指向魏晉注體借注立論的功能特征。
總之，在文學審美自覺、清談辨理、儒玄互涉等學術新風尚影響之下，魏晉注書體制與兩漢已然迥異。魏晉學者將詩文技巧融入注體，變質樸平實的注文語體為藻飾駢儷；以得意忘言的釋經原則突破傳統傳注分文析字的瑣碎支離，保持了注文的獨立品格；打破注體以注釋經的功能限制，散論為注，借注立論。使魏晉注體呈現辭章化的時代特征，兼具思想闡釋與文學審美的雙重價值。
（作者：陳海霞，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語言文化學院講師）
《光明日報》（ 2025年03月1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