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書詩始自唐，經宋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發展，至元代開始大量出現并走向繁榮。趙孟頫、鮮于樞、虞集等諸多兼具書法家與詩家雙重身份的文人，開創了詩歌與書法兩種文藝形式高度融合的時代。他們用詩歌討論書法與繪畫、書法與詩歌的關系，明確學書、評書準則，建立書品與人品的直接聯系，詩書合一成為元代詩歌與書法的共同追求。

書畫論與詩書論

詩、書、畫三者的融通，是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命題。在元代論書詩中，針對書畫及詩書關系，皆有論述。

元詩中的書畫關系。因書法與繪畫在筆法、技巧等方面的相似性，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了“書畫同體”的主張，自此開啟了書畫關系的討論。元人繼承了唐以來“書畫同體”的觀點，并用詩歌闡述書法與繪畫的關系，以趙孟頫“書畫同源”論為代表：“石如飛白木如籀，寫法還于八法中。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點明書、畫在用筆、用墨等技巧方面的同源關系。關于書畫同源，元人強調以書之筆法、用墨技巧融入畫作，如柯久思“秀石疏林秋色滿，時將健筆試行書”、楊維楨“長史畫竹時，竹在篆籀余”等，以書筆入畫成為元代“書畫同源”論的標志。

元詩中的詩書關系。盛唐已出現詩書并稱的現象，如“大唐三絕”將李白的歌詩與張旭的狂草并稱，但與詩歌相比，唐代書法仍屬于技的范疇。北宋時，文人開始發掘書法抒情言志的功能。如蘇軾認為書畫為詩余，“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書、畫雖處于詩歌從屬的地位，但已成為抒情言志的載體。在元代，書法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詩、書并立，書家與詩家并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如柯久思評趙孟頫為“鐘王多韻度，李杜極深幽”，虞集不僅將蔡邕之書與杜甫之詩并稱“揮毫妙得中郎法，倚席長吟老杜詩”，還提出所書內容與筆法情感上的合一“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元人所追求的詩書合一，不僅有情感上的融通，還包括形式上的合一，元代眾多書法名作皆以詩歌作為主題，如趙孟頫所書《飲酒》（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秋興八首》（現藏上海博物館）等。正如《宋元文藝思想史》中所說：“宋元時期的文人進行書法創作時，習慣于以詩文為書寫內容，用書法飛舞的筆墨傳達詩人情意，讓人感到詩歌與書法的結合完全是一個水到渠成的自然過程。”詩中的“聲”與“情”融入筆下，達到詩書合一、交相呼應的境界。

重法度、求自適與尚清論

元人在論書詩中提出了學書與評書的主張，即學書重法度、求自適，評書則尚清。

元人學書的法度，主要指筆法與字形兩個方面。筆法精、字形妙是學書的基礎。與宋人學書由楷體入不同，元初北人繼承金黨懷英、趙秉文以來的復古傳統，主張由篆隸入：“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重視規矩、法度的揣摩與練習，由篆隸入楷是元人學書的門徑：“凡學書須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后為楷，則字畫自高古不凡矣。”因此重視法度的顏書成為元人師法的對象，如王惲《與叔謙太常論書》：“相過閑話味何長，字字顏書入品量。握手正當吾意處，畫須圓勁體須方。”在熟練掌握技巧的基礎上，主張由有法入無法，進而達到超越規矩的境界：“須因規矩忘規矩，才得縱橫似古人。”追求法度之外的自適，將書法與“技”分離。元人所謂“自適”指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心境，“作詩匪求名，言情代吟嘯。作字非悅人，形寫胸中妙”，自然天真的抒發情感，“古人胸次無滯跡，意外蕭散余天真”作書、作詩皆為寫心，追求自適與自得，正如王惲所說“學書者，茍非自得，雖奪真妙墨，終為奴書”。

元人評書尚清。元代書法所尚之“清”主要有兩重含義：一種為清雄，另一種為清真、清古。其一，清雄之清。關于“清”，《文心雕龍·風骨》篇中有“風清骨俊”之說，元人所尚之清，更傾向于一種內在的筋骨、剛正不阿的情操，是一種純正崇高的概念。而雄，則指剛健、豪放，與詩歌理論中的雄渾、勁健相似，如《二十四詩品·雄渾》中所說“積健為雄”，指的是一種內在的剛健、雄渾之氣。如郝經評顏真卿書法為“清雄”：“初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往矯矯如飛龍。”與字體、結構等技巧相比，元人評書更崇尚書法所呈現出雄渾、清剛的氣魄。其二，清真、清古之清。南北統一后，趙孟頫北上打破了北方書法學顏、蘇的傳統。他提出“復古”主張并推崇“二王”，有“用筆千古不易說”，將唐法晉韻作為學書準則，即重視筆法師古，又重視結字因時而變，進而實現復古與個性的結合。趙孟頫主張清真、清古“右軍瀟灑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余深愛《畫贊》筆意清古”等，這里的清與清雄不同，指的是純正而超凡脫俗，如鮮于樞“脫口欲令神鬼泣，臨池清逼右軍書”，虞集“凡骨蛻余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趙孟頫所推崇的清，帶有一種文人雅志之氣并融入魏晉書風的瀟灑秀逸，表現為高雅、清麗的風格。

書品與人品論

書品與人品同樣是元人論書詩的核心概念，包括兩個方面：首先，人品之高低決定書法的層次，人品是書法品評的重要依據，即人品決定書品；其次，透過書法作品可以反觀書家人品，即書如其人。

人品決定書品。書家品格，決定著書法的風格氣韻。郝經在《移諸生論書法書》中提出人品決定書品的主張：“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人品高則其書必然高古、剛正，元人認同“心正則筆正”之說：“心正筆乃正，百世歆名言。”心法是決定筆法的關鍵所在，因此心胸開闊、品德高尚之人，其書自然高古爽朗。而人品低下諂媚之人，即便精于技巧，也難有所成“茍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揜，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因而，先論其人后論其書成為元人論書的重要模式，如王惲稱贊顏真卿書法，只言其人，不論其書，直言雖不解書法，但知其人便知其書：“我雖不解書，慕此忠義風。”書是心法的呈現，因而人品決定了書品。

書法呈現人品，書如其人。“書翰乃心畫，因外以知內。”透過書法作品，可以反觀書家之品格，書如其人成為論書詩的重要內容。如胡祗遹的《題理宗書》：“晉武唐太宗，健筆如飛龍。一傳至孫子，蠕蠢食葉蟲。乃知氣盛衰，云泥迥不同。”晉武帝、唐太宗書法風格是“健筆如飛龍”，但是他們的子孫后代卻是“蠕蠢食葉蟲”，書法風格的不同體現了個人性格、品德、行為的差異。再如王惲詩中所贊美的將軍書，雖不識其人，但通過字體，已有將軍沙場熱血：“今日遺碑見雄筆，英姿颯爽漢云臺。”由書觀人，已知其豪邁英爽的氣魄。元人一些題跋之作，雖名為題書、跋帖，卻是言人多而言書少，這種現象正是元人論書由書品見人品的重要依據：“世隘何能著此仙，惠州更向海南遷。流傳一幅瓊華帖，恐是當年未貶前。”張之翰由書貼想見東坡豪爽曠達的氣概，書如其人。

元人在書品與人品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認為“書，心畫也。百世之下，觀其筆法正鋒，腕力遒勁，即同其人品。”（趙孟頫《跋晉王羲之七月帖宣和御覽》）書法是書家抒情言志的載體，那么透過書法作品便可以看到書家的人品，而書家學養的提升，自然成為書品提升的重要途徑。

縱觀元代論書詩可以發現，元人將詩書并稱，不僅提高了書法地位，推動了書法文人化的進程，更是將“詩書合一”作為元代詩歌與書法的共同追求，而論書詩正是“詩書合一”的標志。

（作者：辛昕，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5年03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