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海良（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核心觀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中，提出了“堅持系統觀念”的方法和原則。從“系統集成”到“系統觀念”，成為深刻理解《決定》精神實質的方法論挈要，也成為深刻理解《決定》對中國式現代化在系統集成上理論創新的關鍵，升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關鍵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集成也在學術和學理上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產生重要影響，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新境界。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起草中重點把握“強化系統集成”的原則，并強調這一“系統集成”是以“加強對改革整體謀劃、系統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為基本內涵和主要特征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在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中，提出了“堅持系統觀念”的方法和原則。從“系統集成”到“系統觀念”，成為深刻理解《決定》精神實質的方法論挈要，也成為深刻理解《決定》對中國式現代化在系統集成上理論創新的關鍵，升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關鍵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集成也在學術和學理上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產生重要影響，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新境界。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及其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過程，是以中國國情為基礎，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為現實背景的。從戰略錨定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和內涵，到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戰略目標和重大原則的確立，到“理論體系”上對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邏輯、基本觀念和主要關系的探索，再到《決定》在戰略部署和方略布局上的統籌規劃，都同新時代“兩個一百年”交匯時刻的國情發展和變化密切相關，也都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轉變的時代特征緊密相連。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疇很廣，不同學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明確了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的關系。這里講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同時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概括的“問題導向”的方法，即凸顯“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的方法。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歸根到底”就是以“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為基礎和前提的，這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規定性。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是以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范疇建構為根據、為標識的。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突出的是以“術語的革命”意義上核心范疇的建構為過程特征的。“術語的革命”是恩格斯在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英文譯本所撰寫的“序言”中提出的。恩格斯在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貢獻的評價時提到：“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核心范疇、中心概念和基本原理都屬于知識體系中的“術語的革命”，也都是知識體系自主性的標識。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作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以“術語的革命”為標識的：一方面，從中國式現代化一系列獨特的范疇、概念切入，形成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新質生產力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體制上的“術語的革命”的標識；另一方面，以中國式現代化本身的根本特征、基本內涵、本質要求、總體目標、重大原則、歷史邏輯、理論體系、戰略部署、方略布局及方法論等的“術語的革命”為標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因此，要堅持問題意識、問題導向，“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內在邏輯延續的演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只有在這一過程中，才能理解和把握自主知識體系中術語、范疇和主要理論之間的內在邏輯。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心任務，到黨的二十大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關鍵時期的界定，以及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確定，這一過程勾畫了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的主導與主線，也勾畫了系統集成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的學術性和學理性的范式特征。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的基本形態在自主知識體系上達到政治性和思想性同學術性和學理性的內在統一。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伊始，就滲透著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堅守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本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集成對“中國方案”的這幅“圖景”，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上成功作出了初步描繪。同時，在知識體系建構上，要關注自主的和依附的知識體系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在對“后殖民主義”問題的研究中，國際學術界對“去殖民化進程”作出反思，提出了“西方對‘東方’的研究其實只是支配東方的一種方法”的觀點，并對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依附性”知識體系傳播現象作出抨擊。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的自主性則要求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圭臬、學術話語和學術方法上，在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特征基礎和知識體系的匯聚與集成上，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注重方法論的探索，形成了系統集成中的獨特方法論。黨的二十大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出的“六個必須堅持”的闡釋，就包含了對中國式現代化方法論的探索。2023年2月，在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闡釋中，習近平總書記集中對中國式現代化本身的方法論探索，作出了涵蓋“六觀”和“六個關系”的方法論探索。《決定》提出的“六個堅持”的重要原則，更是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方法論的闡釋，其中包含著對系統集成方法的專門探索。

第六，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體現了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內在邏輯的探索，也體現了對知識體系形態和類型的新探索。知識并不直接具有學科或者學理上的體系性，知識向知識體系匯聚是問題意識、問題導向作用的結果。按照問題導向，知識成為知識體系由兩種基本取向驅動：一種是學術性或者學理性的取向，另一種是應用性或者實踐性的取向。英國學者彼得·伯克在《什么是知識史》中提到，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體系之間經常會出現沖突，比如，15世紀初當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開始修建時，當地熟練的石匠們和主管工程的法國工程師之間就發生了爭論，爭論的焦點實際上就是“實踐知識”和“理論知識”究竟哪個更重要。其實，伯克提到的兩類知識和知識體系的爭論，就是由“實踐”和“理論”取向驅動的兩類知識體系的爭論。伯克還提到，在這兩類知識的長期爭論中，有“理論知識”對“實踐知識”的鄙視，如17世紀有過職業醫生們熱衷于嘲諷那些助產士和民間醫生們的實踐知識；也有“實踐知識”對“理論知識”的貶損，如18世紀晚期，法國有個磨坊主批評那些“博士們”整日傲慢自大地想指點磨坊工和面包師的本職工作。事實上，這些由不同問題取向驅動的不同知識體系，是由不同的問題導向引發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所呈現的自主知識體系，既有學理性和學術性問題取向驅動的知識的集成，也有根據應用性和實踐性問題取向驅動的知識的集成，實際上這兩類知識體系結合而成的知識體系類型，是一種把理論取向和實踐取向結合為一體的知識體系。對于這類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意義上作過探索，其要義之一是，在問題導向上要結合為一體，即“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準確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要義之二是，在這種結合的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中，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要義之三是，這種結合的知識體系的標志在于達到“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中國式現代化系統集成在這一結合類型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上作出了系統探索，對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