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華北”作為一個特定學術研究對象進入海外中國學界的視野始于20世紀初。我們可以將其已逾百年的研究劃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初至60年代為研究色彩尚不濃厚的探索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前十年處于認識不斷深入的重點研究階段，此后則逐漸步入研究興趣轉移的低谷時期。從參與討論的情況來看，呈現出北美、日本以及以英國、德國、法國等為代表的西歐國家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尤以美國中國學界的明清華北研究最具典型性與前沿性。每個階段表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各國學者之間也有著不同的研究取向，從中能夠看到世界政治局勢的變化、中國學術環境的發展以及史學依其自身邏輯的沿革這三點共同作用于明清華北研究時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當海外研究熱潮逐漸消退時，國內的區域史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卻依舊保持強勁勢頭，在江南與華南研究之外，明清華北研究同樣引人注目，近年更因大量契約文書等新史料的發現而展現出別樣的研究潛力與前景。

海外中國學界關于明清華北概念的不同界定反映出對歷史的不同認識。在他們的論著中，明清華北的地域范圍大則囊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乃至內蒙古東南部、陜西東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等，小則僅限于河北、山西、山東等的某處地方，介于其間者則不一而足，若從整體上看，尤以河北與山東最受關注。可見海外中國學界并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而分歧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各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所能接觸到的史料有別，所以研究者各自選定了不同的地域范圍，并冠之以華北之名進行研究，故而時常會出現題名與內容并不相稱的現象，而這也是頗受批評的一點。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發現相關研究的交集與共性。雖然他們面對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卻有著類似的關注點，那就是通過明清華北研究，將目光投向中國的現代轉型，其中包括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遷、中國革命的發生以及國家政權建設與基層權力結構的關系等問題。此外，海外中國學界在重點研究階段所依據的文獻主要是日本“滿鐵”農村慣行調查報告，其次是其他調查資料、地方檔案、報刊、游記等，正是受制于史料，研究者才格外注意河北與山東的情況。由此，海外中國學界關于明清華北概念的界定盡管帶有模糊性，但也有相對確定的地方，如果以學界最新提出的明清華北核心區來看（仲偉民：《明清時期“華北核心區”歷史演變與社會經濟變遷》，《光明日報》2022年9月26日），他們眼中的核心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即指河北與山東，第二層級納入山西、河南、江蘇北部與安徽北部，余者則歸進第三層級。這樣一來，關于該問題的認識似乎清晰了許多。

明清華北進入海外中國學界的視野既不是晚近才發生的事情，也絕不是偶然現象。既有研究在談論明清華北為什么會受到海外中國學界青睞時，常常會給出兩點解釋：其一是明清華北在行政區劃、地理環境、戰略位置以及經濟與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其二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關于明清華北新史料的陸續發現，這些新史料中既有逐漸開放的相關檔案，也包括海外中國學者前來中國訪學與進行田野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研究資料，這促使他們從江南與華南研究中抽身出來，再度轉向明清華北研究。對于第一點，應當特別注意明清華北作為政治中心所在區域的唯一性，如果去掉這一點，明清華北可能會以另外一種方式進入海外中國學界的視野，而我們對于黃運地區、地方農民運動等問題的理解也會隨之不同。至于第二點，是否存在如此轉向是需要再考慮的，或者可以說，其實這里的轉向更強調關注程度而非研究視角的改變。自清朝滅亡之后，不管是出于戰略目的還是學術訴求，海外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對明清華北的關注，在此過程中，獲取史料的便利程度以及中外關系是影響相關研究進展的重要原因，而相關研究之所以會給人留下并不突出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被蔚為大觀的江南與華南研究掩蓋。

海外中國學界的明清華北研究總體上不及江南與華南研究是一個事實，這似乎與其身居政治中心所在區域的要位不符，但實則有跡可循。除了前面說到的受制于史料等原因之外，還有不太被人注意的一點，即正是因為明清華北的政治功能影響了海外中國學界對它的態度與判斷。社會經濟史起初的研究取向自然而然地促使研究者最先聚焦于作為經濟與文化中心的江南，后來他們又因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重大問題而格外看重該地區。在另一邊，華南則因其突出的宗族特色同樣備受矚目。所以早期的明清華北研究頗像江南與華南等區域研究的參照物，直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明清社會經濟史”地位的上升與研究范圍的擴大，明清華北的另一面才被重新發現。在經過三十余年相對集中的研究之后，海外中國學界的興致正在緩緩褪去，近些年研究的中心也已經轉移到了國內學界，并隨著關注點的不斷改換而與海外中國學界的明清華北研究呈現出不同樣貌。

重視理論是海外中國學界明清華北研究顯著的特點，對于相關研究所使用的理論，首先應將其與海外中國學研究以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范式結合起來加以考量。正如范式與理論之間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一樣，理論與概念之間也不是涇渭分明的。在海外中國學界的明清華北研究中，最先且必須提及的當屬施堅雅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市場區域系統理論（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版）。這一理論影響深遠，不僅奠定了相關研究的基礎，開始將作為九個大區之一的華北納入社會經濟層級視角加以系統審視，相關討論亦隨之進入重點研究階段，此后的絕大多數研究者都習慣于與施堅雅模式展開對話，并試圖補充或糾正其未盡之處。

接下來的研究取徑多途，幾乎采用了人們所熟知的各種視角，比如社會經濟史、城市史、革命史、區域史、政治史、環境史、微觀史等，涉及土地問題、資本與市場、民間信仰與宗族組織、國家權力與基層治理等方面，從而一步步深入。正因如此，反倒增加了對相關研究進行分類的難度。如果按照先后順序，并考慮影響力的大小，相關研究的主題及其所使用的理論與概念大致可沿以下三條線索略作勾勒。第一，將革命問題作為主線，以明清華北的農村經濟與農民叛亂為切入點，解釋革命發源于農村的深層原因。其中牽涉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學說、農民集體行動與群體沖突理論、共同體與鄉紳理論等，在凸顯明清華北典型性的同時，揭示了農民自主性的一面以及基層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運作模式。第二，繼革命研究熱之后，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成為認識明清華北超復雜系統的關鍵。在上一條線索偏重基層的基礎上，這類研究更傾向于分析上層對基層進行滲透與控制的過程，同時強調應當繼續擺脫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理論，發現二者互動關系的多重面相。由此分別借用城市化理論、政治發展理論、地域社會理論、實質主義理論等，以此說明兩個問題：一方面，明清華北的經濟水平是發展的而非停滯的；另一方面，外國資本的進入并沒有改變明清華北小農經濟的本質，反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張力更能左右明清華北的興衰。第三，相關研究也日益表現出對環境惡化等現實因素的思考。通過改變史學敘事的方向與尺度，重新理解了前兩條線索中的內容，并借助非典型個體研究以及新概念的提出，推動了相關研究的進展。這三條線索聯結在一起，有些內容至今仍有回響。

盡管總的來說，海外中國學界明清華北研究顯著的特點是擅長提出宏大命題與重要概念，但這更明顯地體現在西方國家，相比之下，日本等亞洲國家在這方面則略顯薄弱，比如山本英史等學者便毫不諱言本國的相關研究更善于厘清具體問題，而缺乏宏大視野。除此之外，相關研究的突出特點還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層面：從時段上看，試圖打通明朝以前與民國以來的華北，進行更長時段的整體分析；從空間上看，逐步跨出明清華北，以華北而非江南、華南等為核心基點刷新與海內外其他區域的比較研究，進而由其區域性呼應其國家性與全球性；從與國內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研究的關系上看，盡可能地吸收既有成果，并在不同的起點上始終與對方保持著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對話。這些特點既成為海外中國學界明清華北研究的優勢，其中部分又被視作不足所在。既有批評主要集中在三點：對地方史料的發掘不夠；沒有跳出西方中心論，所用理論框架并不完全適用；給出的解釋存在跨文化誤差。

最近，海外中國學界的明清華北研究屈指可數，更鮮見產生廣泛影響的論著，然而實際上有不少問題仍可繼續挖掘，亦有一些癥結有待指出與疏解。明清中國能否依靠內生性動力自行轉入現代國家是海內外學界爭論已久的重大問題。未來相關研究或可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繼續利用新發現的契約文書等史料，并與處于前沿地帶的法律史研究相結合，厘清明清華北的地權模式，進而深入考察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邏輯與制度實踐的彈性空間；盡管關于黃河與運河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并沒有從中提煉出更多恰當有力的概念或一套相對完整的解釋體系，另外，有關諸如山東南四湖等水域社會的研究還較為薄弱。除此之外，諸如加強與國外區域的比較研究以及借助數字人文技術解讀量化信息等同樣是拓寬相關研究方向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范靜靜、仲偉民，分別系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后、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華北核心區生態環境變遷與經濟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