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舉措，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是新時代新征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快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強調“健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長效機制”。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是一篇大文章，做好這篇大文章，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振興鄉村特有功能

城市有城市的功能，鄉村有鄉村的功能，推進鄉村振興，并不是要把鄉村建設得和城市一樣，而是要把鄉村特有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一般地講，鄉村具有三大功能，有效供給農產品、提供生態公共產品、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鄉村的三大功能面臨弱化風險。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方面，我國糧食產量連續多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1.4萬億斤。但也要看到，由于需求側消費升級和供給側成本上升，糧食供需仍處于緊平衡狀態，部分農產品供求矛盾趨緊，這突出表現在蛋白類食物的供求缺口不斷擴大、進口量不斷增加。據測算，2000年至2022年，我國以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從96.7%下降到76%，大約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據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2019年末全國耕地面積為19.18億畝，相比10年前的“國土二調”時減少了1.13億畝，確保實現203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25億畝以上的目標，任務十分艱巨。農業面源污染嚴重，成為環境污染的重要成因。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2005年至2023年，我國三種糧食畝均生產成本從425元增加到1281元，年均上漲6.4%，嚴重影響了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保護傳承傳統文化方面，鄉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農村勞動力、資金等要素流失，農村人口老齡化、村莊空心化、鄉村活力不足問題突出，不僅帶來“誰來種田”的問題，同時也帶來傳統農耕文化衰落的風險。

促進鄉村振興，關鍵是要把鄉村所特有的、全社會發展進步須臾不能離開的同時又面臨弱化風險的功能振興起來，這樣才能更好把握鄉村振興的本質。

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

2000年至2024年，我國糧食產量從4.6億噸增加到7億噸，人均糧食占有量從365公斤增加到500公斤，但為什么蛋白類農產品進口量不斷增加，以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

從需求側看，食物消費結構不斷升級。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從“吃得飽”轉向“吃得好”，直接消費的糧食減少了，由糧食轉化來的肉禽蛋奶等食物消費量大大增加。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后一營養級獲得的能量約為前一營養級能量的10%，其他能量都在轉化過程中散失。肉蛋奶是后一營養級，前一營養級是玉米、豆類等糧食。這就是為什么隨著食物消費結構升級，糧食反倒顯得不夠、國家糧食安全的數量底線也隨之上升的生物學原因。

從供給側看，農業進入高成本階段。我國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資源稟賦，再加上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導致農產品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成本上升很快，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不足，這是造成大量農產品進口的又一重要原因。

適度進口農產品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把農產品的供求平衡完全寄托于國際市場，不僅不現實，而且會受制于人。因此，必須立足國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千方百計增加糧食產量和農產品有效供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

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和關鍵，各地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做法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農業作為第一車間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農產品有效供給為主，不限于糧食和初級產品，還包括加工轉化后的食品；另一類是以農文旅融合發展為代表的田園綜合體模式，這種模式提供的主要是服務產品。這兩種模式分別指向增加農產品有效供給和增加農民收入，本身并無優劣之分，但從全局和普遍意義上講，第一種模式更值得重視和提倡。一方面，鄉村振興無論如何都應把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全國真正能發展農文旅的村莊占比并不高，大多數鄉村更適用第一種模式。當然，這兩種模式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能融合在一起更好。

重視鄉村價值再發現資源再開發

鄉村產業振興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改變鄉村傳統的資源要素利用方式、推動生產要素從較低層次向較高層次躍遷并重新優化組合的過程，這離不開鄉村價值的再發現和鄉村資源的再開發。比如，通過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延伸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不僅可以大大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還可以帶動整個農業生產朝著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和市場化方向發展。目前，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總產值之比為2.59∶1，較上世紀大幅提升，但與發達國家4∶1左右的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說明我國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還大有潛力。通過應用新技術開發新業態，也可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農村電商的迅猛發展就是一個典型代表。2023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2.49萬億元，比2014年增長近13倍。電商不僅增加了農村就業和農民收入，而且還帶動農業轉型升級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鄉村旅游也是農業多種功能拓展、鄉村多元價值發現的代表性領域。相比城市高密度、快節奏的生活方式，鄉村的田園風光、清新空氣、傳統文化和悠閑情趣成了稀缺資源。這說明，只要適應新的需求，改變鄉村資源的傳統利用方式，鄉村產業振興就有廣闊前景。

實現鄉村價值的再發現和資源的再開發，有三個重要前提條件。第一，堅持走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子。沒有城市生產要素下鄉，沒有城市現代生產方式的引入，鄉村資源的再開發會很難。我國目前已進入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階段，要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為城市賦能鄉村振興創造更好條件。第二，大力培育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帶動農業農村產業結構深度轉型升級。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僅僅靠增加要素投入已遠遠不夠，要大力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依靠技術創新、組織創新，更好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第三，要著力培育農村經營型人才。當下鄉村振興最需要的是懂市場、善經營、會管理的經營型人才，要著力培養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資源要素進行重新組合的經營型人才，更好滿足鄉村產業振興的需要。

因勢利導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

鄉村產業的開發，離不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很有必要。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通常會采取“公司+基地+農戶”的運作方式，必然產生與集體和農戶的利益關系問題。這個關系處理得好不好，直接影響項目成敗，而要真正處理好三者利益關系并不容易。

在實踐中，龍頭企業、集體、村民三者的利益聯結大體上有四種方式。一是“訂單農業”方式，龍頭企業給農戶下訂單組織生產，農戶按要求交售農產品，雙方按合同價格結算，是比較單純的市場關系。二是租地建基地方式，龍頭企業把農民土地流轉過來建立生產基地，企業負責基地的開發和經營，農戶除了拿到租金外，還可以在基地務工拿到勞務收入，這是比“訂單農業”聯系更緊密的一種方式。三是“利潤返還”方式，比如浙江的絲綢公司，采取保底價收購蠶繭，再從公司盈利里拿出一定比例返給集體和農戶，這種方式更加穩定了龍頭企業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四是股份合作制，龍頭企業以資金、技術、機器設備入股，集體和農戶以土地入股，組建利益共同體，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是利益聯結最緊密的一種方式。

選擇哪種利益聯結方式是市場行為，要由農戶和企業選擇，不可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目前在實踐中，龍頭企業與集體、農戶大多采取松散的利益聯結方式，采取緊密型利益聯結方式，特別是股份合作制的少而又少。這既有企業的原因，也有農民的顧慮。企業認為，已經付給農民租金和薪金，沒必要再分紅，也不愿集體和農戶參與企業決策。同時，不少農民更看重眼前利益，對入股合作不感興趣，不愿與企業共同承擔經營風險，也不愿形成利益共同體。

盡管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是我們的政策導向，但真正實行起來是有條件的，至少有三條：一是形成一定的規模和批量，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和農戶誰也離不開誰；二是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通過合作社，就可以降低與企業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三是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要培育農民的契約意識。因此，發展緊密型利益聯結要講究條件，順勢而為，因勢利導，水到渠成。

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決定著鄉村振興的成色和質量。過去村集體的產權界定不清晰，所以產權制度改革勢在必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要涉及的是非土地的經營性資產。深化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要將集體的經營性資產清產核資、劃定股權，確定成員權，將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全體村民，組建股份合作社。財產關系清晰，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才能促進集體經濟更好發展。

但要注意，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有合作性，又有封閉性。這種封閉性表現為，即便股份制改革之后，村民的股份仍然不能在社會上流轉，只能作為分紅的依據。所以，與企業股份制改革相比，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本質上有很大區別，關鍵在于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的成員不能流動，成員的股份不能流動，村集體經濟合作社不能破產。從法律規定上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被民法典明確列為特別法人的一種，公司法不適用于村集體經濟。

解決農村集體經濟怎樣才能和市場有效對接等問題，需要探索創新，可以考慮由改革后的村集體股份合作社拿出一塊資產另外建立一個股份公司，這個公司是有限責任的，股權可以流動，公司也可以破產。前提是要實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項改革的重要意義即在于此。

（作者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