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數智時代的到來，媒體形態、輿論生態深刻重塑，信息的生成、傳播方式都發生重大變化，深刻影響著主流意識形態安全。信息主體“去中心化”、信息內容“碎片化”、信息載體“多樣化”、信息效果“最大化”，構成了數智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全新境遇。面對多元思潮沖擊、媒體平臺競爭、媒介技術變革和傳播格局風險等現實挑戰，必須堅持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積極推動數智技術運用，加強數智人才隊伍培養，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監管，切實筑牢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防線。

【關鍵詞】數智時代 主流意識形態安全 人工智能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12

【作者】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李慧娟、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萬小朋

伴隨著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的活動范圍逐漸擴展延伸至由技術所形塑的網絡虛擬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信息的生成、傳播方式發生巨大轉變，媒體形態、輿論生態深刻重塑，主流意識形態面臨全新境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1]主流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數智時代，深入分析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境遇與挑戰，進而尋求應對之策，是維護國家安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數智時代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新境遇

信息主體“去中心化”。在數智媒介不斷發展過程中，平臺媒介逐漸成為公眾感知外在世界的關鍵窗口。公眾依托各類數智媒介平臺參與信息的收集、分析、生產等，他們既是信息傳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呈現出信息主體“去中心化”的特點。在此情形下，主流媒體或權威機構掌握“話筒”的時代一去不返，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傳統傳播主體的權威地位，增加其有效傳播難度。

信息內容“碎片化”。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普遍運用，使得意識形態內容以數字產品、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產品等形態呈現。數智媒介平臺為了讓傳播的內容更有吸引力，往往傾向于選擇便于公眾接受的“碎片化”方式進行傳播，傳播內容呈現出淺層化、娛樂化等特征，人們的注意力被各種各樣的信息撕成碎片，沉浸于感官娛樂，這使得一些群體面對問題時認知容易局限于淺層表象，缺乏從全局性、整體性視角對問題展開深入探究的能力。

信息載體“多樣化”。與報刊、影視、廣播、書籍、音像制品等傳統的傳播媒介相比，數智技術引發了媒介敘事形式的革命性變化。其通過打破不同傳播媒介之間的壁壘，語言與形式的呈現空間得以優化重塑，以往單一的文本、影像等載體實現多模態融合，個體能夠享有多重感官體驗。例如，人工智能語音克隆技術能夠將文本以聲情并茂的方式予以展現，人工智能情緒識別技術能夠通過個體面部表情變化、觀看時長等數據觀測內容效果。

信息效果“最大化”。數智技術的廣泛運用使人們處在信息的海洋之中，無時無刻不被各種信息包圍。一方面，數智技術通過媒介平臺嵌入生活，人們借助傳播載體獲取信息的主動性不斷增強。諸多信息傳播載體集多方面功能于一體，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數智技術推動傳播格局深刻改變，這一傳播矩陣使人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主動或被迫接收、討論傳播內容。信息傳播借助推薦算法等技術不斷增強黏性，使個體逐漸滯留于“信息繭房”而不自知，難以接收與個體主觀意志不一致的信息。

數智時代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多重挑戰

多元思潮交織，要求強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思想觀念相互交織、良莠不齊，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人們準確辨別信息的難度，也使人容易受到錯誤社會思想觀念的干擾和誤導。因此，必須重視數智時代多元社會思潮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沖擊。

媒體平臺興起，要求主流媒體創新話語表達。隨著社交、搜索、短視頻、直播等平臺的興起并吸引大量用戶，主流媒體面臨著提升自身吸引力的緊迫任務。《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要走好全媒體時代群眾路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加快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2]因此，主流媒體需更加積極應對數智技術變革對信息內容的影響，巧妙融合嚴肅性的敘事話語與鮮活性的敘事話語，走出一條兼具權威性與親和力、“以用戶為中心”的新型道路。

媒介技術變革，要求搭建主流意識形態宣傳平臺。技術革新是推動信息傳播格局發生顛覆式變革的根本動力，因此，要充分整合5G、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牢固樹立互聯網思維，在數智媒介場域中，搭建主流意識形態網絡宣傳教育的創新平臺。例如，運用大數據技術對用戶興趣進行分析，對網絡信息數據進行安全分級管理，對網絡輿情進行整體性的分析調控等，從而不斷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力、引導力和影響力。

傳播格局風險，要求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體系打破“信息繭房”。在數智時代，內嵌數智媒介技術的各類媒介平臺憑借矩陣式、無死角的傳播格局，對個體產生難以避免的影響。而隨著數智技術的不斷成熟，及其在意識形態傳播領域的深度嵌入，個體愈發容易沉浸于自我認同不斷強化的“回音壁”之中。因此，數智時代的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體系需要重視這一潛在風險，通過立法約束、技術改進等方式加以應對，打破算法歧視，避免產生認知壁壘、價值極化、圈層隔閡等現象，維護意識形態領域的安全與穩定。

數智時代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基本策略

堅持黨管意識形態。當前，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其發展態勢也成為影響各項事業走向的關鍵變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3]將互聯網這一最大變量轉變為最大增量，需要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推進數智時代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工作，其關鍵在于明確數智時代意識形態安全工作的主導力量。“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4]堅持黨管意識形態，不僅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也是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中得出的寶貴經驗。因此，在數智時代意識形態治理體系中，黨必須發揮領導作用，在整體層面、戰略層面做好頂層設計。黨員領導干部要增強責任意識，切實履行好意識形態工作的相關職責，做到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參與并主導制定戰略目標，確保形成領導干部帶頭、全黨同志動手抓意識形態工作的良好局面。

推動數智技術運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全球范圍看，媒體智能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我們要增強緊迫感和使命感，推動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不斷實現突破，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5]因此，應堅持系統思維，深入思考數智技術融入意識形態風險識別及應對各環節的具體路徑。在風險識別環節，借助數智技術建立風險監測體系，通過主題詞識別、內容分析等技術將其進行準確的判別分類。在內容生產環節，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對海量用戶數據進行科學分析整合，以此為基礎進行意識形態內容生產創作，在貼近現實生活的過程中不斷提升其感染力。在傳播環節，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嵌入，實現“視聽轉換”效果，促進意識形態內容表達豐富化、生活化，提升內容吸引力。在評價反饋環節，通過人臉識別等技術實現人機互動，收集個體真實的評價數據。

培養數智人才隊伍。當前，我國網絡用戶以青年群體為主，其中“00后”新生代群體逐漸成為網絡新生主體力量。他們展現出全新的性格特征，使得數智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面對的挑戰和相關工作壓力明顯增加。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需要與時俱進地吸收新理念、應用新技術和管理方法。與此同時，現有從業人員的數量也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因此，一方面，要專門開設相應的專業或者課程，著力培養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的專業型數智技術人才；積極發掘優秀人才，吸收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加入。另一方面，要優化現有網絡人才隊伍，嘗試構建以數智技術為導向的網絡安全人才全生命周期培養體系，不斷提升現有網絡人才隊伍的職業素養。

加強互聯網立法監管。隨著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一些意識形態問題隨之涌現，如個人隱私泄露、謠言和語言暴力泛濫等問題層出不窮且識別困難，對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在此背景下，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刻不容緩。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網絡領域治理，不僅要注重“軟性”手段的運用，即加強思想輿論的引導、斗爭能力，也要輔之以“硬性”手段。具體而言，一方面，要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重要高位階立法，清晰界定網絡治理中方向性、原則性的關鍵領域；另一方面，要注重對網絡具體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例如，明確詆毀、侮辱英雄烈士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懲罰規定，并對相關案例進行及時總結通報，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0頁。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頁。

[3]《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38頁。

[4]《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頁。

[5]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355頁。

責 編∕鄧楚韻  美 編∕梁麗琛

Mainstream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Huijuan Wan Xiaopeng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form of media and the ecology of public opinion have been profoundly reshaped,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ubject,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effect constitu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face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pact of diverse ideological trends, competition among media platforms, changes in media technology, and risks in the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we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ideological work,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digital intelligent personnel, and strengthen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et, so as to effectively build a solid defense lin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Keywords: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secu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