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成功背后的關鍵是具備合理的產業分工、強有力的法治約束、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嚴格的環境治理以及高度發達的對外貿易等因素，并且也都曾面臨著產業結構失衡、科技創新成本攀升、區域發展不均衡、環境與資源壓力和政策協調困難等共性問題與挑戰。粵港澳大灣區是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成長起來的世界級大灣區，正在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借鑒世界三大灣區發展經驗，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加快建設世界級的大灣區、發展最好的灣區，不僅有利于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競爭力，而且有利于在國家發展灣區經濟中更好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關鍵詞】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 舊金山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深化東、中、西、東北地區產業協作，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和灣區經濟。”灣區經濟是指依托世界級港口（群），發揮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背靠灣區廣闊腹地，產業發達、功能強大、開放創新、集聚發展、區域協同，具有世界影響的區域經濟形態。①世界銀行調研數據顯示，全球約60%的經濟體量來自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灣區經濟作為重要的濱海經濟形態，是當今世界經濟版圖的突出亮點、世界一流濱海城市的顯著標志。其中，國際一流灣區如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等，以開放性、創新性、宜居性和國際化為其最重要特征，發揮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從起步到騰飛的發展之路

工業革命推動了灣區經濟的崛起，地理區位優勢和生產力變革為灣區提供了關鍵支持。從歷史的角度看，每一次工業革命都伴隨著世界級灣區的成長，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倫敦港成為全球重要樞紐港，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成為具有全球輻射力和影響力的灣區，第三次工業革命成就了舊金山灣區。從灣區經濟演進的歷程來看，雖然灣區經濟起步于港口經濟，但在向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演進的歷程中，港口基礎性作用隨著灣區經濟的演進逐步弱化，而內生性動力的作用不斷凸顯，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推動灣區經濟成長演進。②

東京灣區利用港口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形成產業分工明確、協同緊密的綜合性經濟區域，在世界三大灣區中綜合實力最強。東京灣區位于日本本州島中部太平洋海岸，包括東京、橫濱、川崎、船橋、千葉等城市。環東京灣分布著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六大港口，具備天然的地理優勢，為其發展外向型經濟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分工協作上，東京作為核心城市，是日本的政治、金融、文化中心，集中了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總部和高端服務業；周邊的橫濱、川崎等地則以制造業為主，形成了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帶，涵蓋汽車、電子、機械、化工等多個領域，產業分工明確且協同緊密。東京灣區通過港口與世界緊密相連，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分工與合作，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進對外貿易和投資，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入駐，推動了東京灣區的國際化發展。

20世紀50年代后，在全球第一次產業轉移浪潮中，東京灣區憑借優良港口和發達交通承接大量產業轉移，迅速崛起為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先進生產力集中于重工業和組裝業，推動了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但隨著經濟發展，東京灣區面臨產業過度聚集的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起，部分產業向外轉移，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工業、服務業及新經濟調整。20世紀80年代后，受經濟全球化和日元升值影響，其制造業加速向海外轉移，服務業發展空間擴大，先進生產力轉向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汽車、精密機床等領域引領全球。進入21世紀，東京灣區鞏固在金融、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優勢，雖然在部分新興產業發展上反應遲緩，但東京灣區仍是日本經濟核心區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重要，對日本經濟增長、科技創新和國際影響力提升意義重大。

紐約灣區憑借優越地理位置，從港口經濟起步，發展成國際化資本集聚地與物流樞紐，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關鍵地位。紐約灣區位于美國東北沿海地區，涵蓋紐約州、康涅狄格州、新澤西州的31個縣。得天獨厚的天然良港和交通優勢，使紐約灣區擁有美國第一大港口、成為連接美國內陸與世界各地的重要交通樞紐。在分工協作方面，紐約作為核心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曼哈頓的華爾街匯聚了眾多金融機構、證券交易所和跨國公司總部，金融、保險、房地產等服務業高度發達。周邊城市則圍繞核心城市發展相關配套產業，如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等，形成了上下游產業協同發展的格局。紐約灣區經濟結構高度開放，是國際化資本集聚與物流樞紐型的灣區，其金融市場對全球資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國際貿易活動頻繁，貨物運輸量巨大，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紐約灣區憑借優良港口大力發展航運和貿易，成為重要國際貿易港口與美國重要制造業中心，同時帶動相關服務業興起，為高端服務業發展奠定基礎。二戰后，全球經濟格局改變，紐約灣區憑借金融優勢發展成為全球金融核心中樞，先進生產力轉向金融業、商業服務等高端服務業，其金融市場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影響重大，美元霸權更鞏固了這一地位。進入信息時代，紐約灣區雖面臨制造業“空心化”問題，但積極發展金融科技、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不斷提升創新水平與競爭力，在金融創新和文化傳播方面影響力持續擴大，始終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舊金山灣區借助獨特地理和科研優勢，從資源依賴走向創新驅動，成為知識驅動型灣區，引領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舊金山灣區地處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西海岸，由9個縣組成，以舊金山、圣何塞和奧克蘭三大城市為核心。舊金山灣區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地理位置獨特，氣候宜人。在分工協作方面，這里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的分工體系，硅谷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產業集聚地，集中了蘋果、谷歌等眾多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業，在信息技術、生物科技等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周邊城市如圣何塞依托風險投資產業和高等教育產業，為硅谷的創新創業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奧克蘭則以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為主，為高科技產業提供原材料和產品輸出服務。舊金山灣區是知識驅動型的灣區，經濟開放程度高，吸引了全球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和創新企業。這里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眾多，與產業界聯系緊密，促進了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同時，積極開展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19世紀中葉出現“淘金熱”時，舊金山灣區靠大量涌入人口發展起采金冶煉、港口運輸和金融業，處于資源驅動的起步階段，先進生產力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基礎產業，發展模式粗放。在工業化推進和二戰軍需的刺激下，其工業進一步發展，核心城市舊金山日益壯大。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依托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舊金山灣區以硅谷為核心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產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先進生產力轉向高新技術產業，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進入信息時代，舊金山灣區加大科研投入，優化創新生態，在前沿科技領域持續發力，鞏固了全球高科技產業領先地位，同時產業走向多樣化，從單一高科技產業主導轉變為多產業協同發展，成為創新引領、多樣發展的典范。

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成功背后的關鍵因素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灣區經濟現象就備受關注。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世界一流灣區，其成功背后的關鍵是具備合理的產業分工、強有力的法治約束、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嚴格的環境治理以及高度發達的對外貿易等因素，充分利用獨特的“擁海抱灣連河”的地理優勢，通過不斷拓展周邊腹地建成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新和先進制造業中心，引領全球經濟發展。

一是推動產業分工。產業的集聚與擴散是灣區經濟形成的基礎性機制，而推動灣區城市產業分工合作是其核心城市發揮外溢作用的關鍵。隨著灣區城市產業發展，城市幅員向外擴張，城市之間的分工合作愈發深入，最終走向區域一體化。在東京灣區，早在1956年便實施《首都圈整備法》并制定開發計劃，推動灣區產業分工與協同發展，實現區域資源高效利用和產業競爭力提升。東京作為核心城市，聚焦高端服務業、總部經濟與科技創新；橫濱、川崎等地著重發展制造業，形成京濱、京葉兩大工業帶，汽車、電子、機械等產業集群完備。灣區城市產業分工協作也有利于提升產業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以東京灣區的汽車產業為例，豐田汽車的研發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生產布局在東京，借助東京豐富的科研資源和高端人才優勢，不斷推動汽車技術的創新和產品升級，而整車組裝環節則分布在橫濱、愛知等多個城市，這些地區憑借成熟的制造業基礎和高效的生產能力，保障了整車的高質量生產。這種分工模式充分利用了灣區不同城市的資源優勢，使豐田汽車在全球市場上具備強大的競爭力。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分工合理避免了資源浪費，提高了效率，實現了產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此外，東京的金融業、信息業等高端服務業能夠為周邊制造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如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市場信息咨詢等，促進了整個產業生態的良性循環。

二是強化法治約束。協同發展是灣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灣區一般涉及多個行政區域，產業分工合作、城市基礎設施銜接、環境保護等公共事務都需要地區之間進行協調。因此，強化法治約束有利于促進灣區協同發展。例如，日本中央政府把東京灣港口發展項目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1951年《港灣法》以及1967年《東京灣港灣計劃的基本構想》的制定，將東京灣區各港口之間的競爭關系轉換成了合作關系。為協調復雜而眾多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組織，推動紐約灣區的整體協同發展，1921年紐約州與新澤西州聯合成立港口事務管理局，由這一跨州的公營機構負責運營紐約灣區的5座機場、5個海港，還有數個隧橋、巴士總站、綜合交通設施，以及數個地產項目，包括工業園區、貿易中心、辦公樓等。同時，紐約灣區通過在港口管理、區域規劃、經濟活動規范等各領域制定詳盡法規，確保各項事務有法可依。如在港口運營方面，紐約灣區制定了嚴格的港口使用規范和安全標準，明確了港口運營者的權利和義務，保障了港口的高效、安全運營。在區域規劃方面，相關法規對土地使用、城市建設等進行了細致規定，避免了盲目開發和資源浪費。同時，政府嚴格執法監督，維護市場秩序。紐約灣區設立了專門的執法監督機構，對違反法規的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確保法規的有效執行，為經濟發展營造了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

三是加強產權保護。創新是灣區經濟演進和灣區持續發展的引擎，三大灣區能夠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和高科技產業集聚區主要得益于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舊金山灣區重視產權保護，當地法律對知識產權的界定、保護范圍與期限有明確規定，執法嚴格。例如，對于專利侵權行為，法律不僅給予受害者經濟賠償，還會對侵權者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有力地保護了創新者的權益。同時，建立專業知識產權服務機構，為企業提供咨詢、申請、維權等服務。舊金山灣區聚集了大量專業的知識產權律師事務所、專利代理機構等，這些機構能夠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知識產權服務，幫助企業更好地保護和運用知識產權。風險投資機構與資本市場也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激勵企業創新。在舊金山灣區，風險投資機構在評估投資項目時，會將知識產權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這促使企業加大在研發創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以提升自身知識產權的價值，進而獲得更多的投資支持。

四是注重環境治理。灣區作為一種獨特的空間組織，自然環境更適合居住創業，因此，世界三大灣區都注重環境治理，充分利用臨海優勢打造宜居空間，營造人才匯集的人文社會環境。舊金山灣區建立了多主體協同的環境治理機制，包括灣區區域協作組織（BARC）和地方政府聯盟（ABAG）、灣區空氣質量管理部（BAAQMD）、灣區保護發展委（BCDC）、大都市交通委員會（MTC）4個會員單位，更好地協調區域交通和土地使用規劃，控制空氣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海平面上升對灣區的不良影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多主體共同參與，制定嚴格環境標準與政策，加強環境監測與執法力度。政府通過制定嚴格的環保法規，如對企業的廢氣、廢水排放設定嚴格標準，并加強對企業的環境監管，促使企業加大環保投入。許多科技企業在產品研發和生產過程中，注重節能減排和資源循環利用，推動了綠色產業的發展。社會組織與公眾通過宣傳教育、監督舉報等方式參與。當地的環保組織經常開展環保宣傳活動，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同時鼓勵公眾對環境污染行為進行監督舉報，形成了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良好氛圍。此外，舊金山灣區注重生態修復與資源可持續利用，通過開展濕地保護、森林恢復等生態修復項目，提升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服務功能，同時合理規劃資源利用，確保資源的可持續供應。

五是發展對外貿易。發達的港口城市是灣區的基本單元。灣區經濟依托港口而生，具有天然的開放屬性，對外開放成為推動灣區經濟增長的先天優勢。世界三大灣區都注重發展對外貿易，更好與國際市場對接，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吸引全球資金、技術和人才。紐約灣區對外貿易高度發達，成為全球重要貿易樞紐。其中，紐約港作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港口之一，擁有先進港口設施與高效物流體系，每年的貨物吞吐量高達數億噸，與全球超過200個港口建立了航線連接，為貨物的進出口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同時，灣區處于海陸交匯的重要位置，不僅能夠通過海洋與世界各地開展貿易往來，還能借助內河、鐵路、公路等交通網絡，將經濟影響力向內陸地區輻射。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三大灣區逐漸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演進，灣區核心城市的對外貿易功能已由港口樞紐轉型為區域或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節點，對外貿易涵蓋金融服務、高科技產品、文化藝術、農產品等。例如，今天的紐約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金融服務貿易占據重要地位，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也使得高科技產品出口不斷增長，農產品貿易則依托美國豐富的農業資源，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同時，紐約灣區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協定與合作，提升區域在全球貿易中的話語權。紐約灣區的企業和政府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談判，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通過參與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為本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共性問題與挑戰

一是產業結構失衡。以紐約灣區為例，在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演進過程中，紐約灣區逐漸出現產業結構失衡的困境。隨著金融保險業、地產租賃業及商業服務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制造業不斷外遷，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比例失調。過度依賴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等服務業，使得灣區經濟對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極為敏感。一旦金融市場出現危機，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紐約灣區經濟遭受重創，大量金融機構裁員，相關服務業也受到連鎖影響，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產業結構向虛擬經濟的過度傾斜，削弱了灣區經濟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紐約灣區的這一深刻教訓是個重要警示，粵港澳大灣區需要重視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時刻警惕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二是科技創新成本攀升。舊金山灣區雖以科技創新聞名，其中硅谷更是全球創新中心，‌但近年來面臨創新成本高企的挑戰。一方面，土地資源緊張，房價飆升，導致科研人員生活成本大幅增加，使得吸引和留住人才難度加大。另一方面，企業運營成本不斷攀升，包括辦公場地租賃、研發設備購置等費用持續上漲。這不僅給初創企業帶來巨大壓力，也限制了一些創新項目的開展。部分科技企業為降低成本，選擇向周邊成本較低地區轉移，對灣區的科技創新生態造成一定沖擊。

三是區域發展不均衡。東京灣區存在較為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作為核心城市，東京集聚了過多的資源，如優質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會，導致人口過度集中。而周邊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等方面相對滯后，與東京的差距不斷拉大。這種不均衡發展不僅造成東京出現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制約了周邊地區的發展潛力，影響了整個灣區的協同發展效率，降低了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益。

四是環境與資源壓力。以舊金山灣區為例，雖然舊金山灣區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探索了大量創新機制和舉措，但環境與資源壓力仍然日益凸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批創新型企業在舊金山灣區集聚，硅谷等核心區域的人口增長和產業擴張，對土地、水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資源短缺問題。同時，工業生產、交通運輸等活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較為嚴重，如空氣質量下降、水污染加劇等。這些環境與資源問題不僅影響居民生活質量，也對灣區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制約了灣區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五是政策協調困難。灣區經濟發展涉及跨行政區域的合作，因此，建立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是世界三大灣區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紐約灣區跨越了三個州，涉及超過1500個政府機構和不同層級的議會機構，灣區各行政區域相對獨立，給政策制定及有效實施帶來較大挑戰。灣區不同城市和地區在土地規劃、稅收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很難實現統一的戰略規劃和協調治理。這導致一些跨區域的項目推進困難，資源無法實現最優配置，區域整體優勢難以充分發揮。例如，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于各地區規劃不一致，出現了交通線路銜接不暢、重復建設等問題，增加了建設成本，降低了交通效率。

粵港澳大灣區：借鑒世界三大灣區發展經驗，打造世界級灣區

一是優化新質生產力布局，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縱觀世界三大灣區發展歷程，灣區經濟代表了不同時代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作為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成長的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正在擁抱新工業革命浪潮，以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國際一流灣區的發展方向。一方面，因地制宜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對石化、鋼鐵、電子、家電、輕紡、時尚等傳統支柱產業，堅持鍛長板補短板，推動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在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低空經濟、生物醫藥、新型儲能、新能源等領域強化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網絡、通用智能、生命與健康、低碳能源、先進材料、未來空間和量子科技等未來產業，在未來的科技和產業競爭中搶占先機。另一方面，加強產業協同，優化新質生產力布局。從世界三大灣區的發展經驗看，紐約市、東京都和舊金山市都成為各自灣區經濟的“領頭羊”，在發揮核心城市職能與產業外溢擴散過程中，其他城市尋求與之錯位發展的產業結構道路，從而使灣區經濟發展形成合力。盡管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結構，但也需要借鑒世界三大灣區的發展經驗，明確各城市產業定位，實現產業協同互補。中國香港在金融、貿易、專業服務等領域優勢明顯，可與內地城市的制造業、科技創新產業相結合；廣州是全國綜合性門戶，可強化先進制造業基地、商業服務和科教文化功能；深圳的科技創新能力強，可與周邊城市在產業配套上加強合作，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通過合理分工，打造環內灣經濟圈的高效協作體系，共同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核心區，加快建設引領數智化時代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國際一流灣區。

二是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全球創新高地。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能力強，是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節點。抓住人類社會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按照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鏈的要求，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全球創新高地，使其成為高質量發展示范地。首先，加快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優化廣深港和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布局，落地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科技平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不斷增強基礎研究能力，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水平。其次，建立更加開放的創新生態系統。借鑒舊金山灣區硅谷的創新模式，鼓勵科研院所與創新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完善科技金融體系，強化產權保護，激發創新活力，推動創新成果快速轉化。最后，完善科技創新合作機制。發揮橫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個重大合作平臺在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合作的示范引領作用，促進科技創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動，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和其它節點城市的全鏈條科技創新合作。

三是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是自由港，廣東是對外開放的前沿，開放是大灣區的特質。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優勢，借鑒世界三大灣區對外開放成功經驗，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首先，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在《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進一步擴大內地對港澳開放，進一步梳理粵港澳三地在貿易、投資、金融、法律等領域的規則差異，以粵港澳大灣區同一領域最優的規則體系作為對接基礎，擴大規則銜接的范圍和深度，包括完善人才跨境執業資格認可制度，推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建立健全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完善科研資金跨境流動等，提升全球資源要素配置能力。其次，推動貿易投資高質量發展。優化貿易結構，提升貨物貿易的質量和效益，發展外貿新業態，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全球貿易數字化領航區；打造一流營商環境，辦好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吸引更多全球優質企業投資粵港澳大灣區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最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系和貿易往來，高質量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積極探索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等領域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四是構建優質生活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之地。世界三大灣區都擁有宜居宜業宜游的城市環境，吸引了眾多高科技人才居住創業。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借鑒世界三大灣區在環境治理、文化交流、工作服務等方面好的做法，加快構建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下的合作，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質要求和戰略安排來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實踐中，粵港澳三地更需要深化青年創業、人才培養、醫療衛生等領域的緊密合作，加強社會治理與公共政策的取長補短，提高發展平衡性和協調性，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新模式；在文化交流方面，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多樣文化匯聚優勢，通過舉辦各類文化節、藝術展覽、學術交流等活動，促進多樣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在綠色發展方面，大力推動清潔能源使用，探索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共同守護區域內的森林、濕地、海洋等生態系統，率先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五是完善區域協調機制，實現一體化發展。在借鑒世界三大灣區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創新機制的基礎上，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不同制度和多個中心城市的復雜區域合作問題，加快建立健全粵港澳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首先，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加強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營商規則對接和社會管理制度銜接，追求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條件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其次，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探索開展粵港澳三地協同立法，運用市場化法治化辦法解決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破解制約合作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便捷高效流動。最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善從粵港澳大灣區居民最關切的事情出發，落實改善民生的各項舉措，促進跨境就業、跨境教育、跨境養老、跨境居住、跨境環保等，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作者為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導，中山大學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機制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8ZDA041）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毛艷華、楊思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創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168—177頁。

②毛艷華：《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南方經濟》，2018年第12期，第129—139頁。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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