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簡介】肖光恩 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經濟輿情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世界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家安全與意識形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國家高端智庫重點課題及中央部委委托課題10余項，發表論文80余篇。同時，積極參加資政服務，負責的武漢大學經濟輿情研究基地連續3年被中央部委評為全國“優秀工作單位”（2018—2020年），20余篇資政報告獲中央領導同志批示。
□肖光恩 徐哲
共同富裕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價值追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當前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第四輪科技革命推動產業變革方興未艾。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國亟須轉變發展模式并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重大論斷。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為我們在新時代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牽引和實踐指向。
新質生產力
與共同富裕的內在聯系
共同富裕是指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上的普遍富裕。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是一個孤立靜止的概念，應是發展的概念，是主觀和客觀統一的概念。伴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共同富裕的內涵也在發生衍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至少應包括以下三個層次：一是物質豐富。物質豐富包括直接滿足需要的生活資料和間接滿足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極大富足。二是分配合理。共同富裕強調物質資料的共享，而物質資料的共享則意味著分配的合理化。三是效用提升。效用是指消費者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對自身欲望的滿足程度。共同富裕不僅是對客觀現象的描述，還應該是主觀心理上的認同即人民由于美好生活需要被滿足而產生的心理獲得感提升。
從目標指向看，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第一層次的實現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支撐，而新質生產力帶來的生產率躍升極大增加了產出，總體上滿足了社會需求的物質總量；從科學的內在邏輯看，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是順時應勢的理性選擇?；趯ι鐣a力發展規律的客觀認識，只有不斷地科技創新，不斷地發展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才能突破傳統發展模式中內生的生產力瓶頸。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優化分配環節，提升社會公平，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從而觸達共同富裕的第二層次；從需求導向來看，新質生產力驅動共同富裕實現是時代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問題從解決“有沒有”的問題到“好不好”的評價演變，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夠極大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以實現共同富裕第三層次的攀升。
發展新質生產力
推動共同富裕的四重邏輯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了加速構建與新質生產力更加匹配的生產關系的重要性。新質生產力通過構建新型生產關系的途徑將其效能顯現于生產體系，切實地推動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社會再生產體系分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依托社會再生產體系中的環節依序展開。
生產邏輯。新質生產力推動新質生產關系的變化首先體現在生產環節變革方面。從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改變了生產要素投入模式。人是科技創新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新質生產力擺脫了傳統生產力對于勞動者數量的需求，轉為對于勞動者質量和技能的追求。不同于傳統勞動力從事簡單重復的勞動，新型勞動者不僅要熟練掌握和運用先進生產工具，還要擁有快速知識迭代和創新技術應用的能力。當前，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智能化生產設備等創造了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精細化、定制化的新型生產方式，極大提升了產出總量和供需匹配的效率，為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提供了可靠路徑。
分配邏輯。從微觀層面看，新質生產力改善了勞動者分配局面。在以數字化為重要特征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中，勞動者有更多機會掌握類似于編碼、解碼、大數據收集運算、人工智能開發等技能，享有“生產工具公平”。而此類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能夠充分利用個體的創造力和群體協作能力，通過“分包優化匯總”的生產環節提升生產效率。從中觀層面看，新質生產力倒逼企業提升創新能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求呼喚顛覆式創新，也倒逼著企業發展模式的變革。在新質生產力萌發的時代，企業局部式的微改革難以適應社會日新月異的需求變化。以迭代式創新為主的企業必須完成向跨越式創新的躍遷，打造企業自身的“新質”競爭力，從而保持企業收入持續穩定增長。從宏觀層面看，新質生產力改變了產業結構變化路徑。傳統產業體系的變革主要是指產業結構升級，即一、二、三產業間的梯次升級導致整體產業結構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變化。這里面既包括勞動力的流向同時也涵蓋了生產率的增加。
交換邏輯。生產作為其中的起點和支配性要素，與分配、交換、消費環節都有概念交叉的部分。新質生產力可推動交換效率的提升，并同向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不同于以往的單個企業購買原材料、引入產線、加工制造、組裝裝配、質量控制的生產流程，新質生產力則是以技術突破為牽引，結合多類型主體構建協同的生產體系，充分發揮各主體原有優勢從而縮小了產品生產周期。同時，新質生產力孕育于數字時代，數字平臺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形式，以其超越時空限制的商品和服務提供能力，集聚海量用戶信息并通過快速處理運算高效匹配了供求，促使商品完成“驚險的跳躍”。而完成售賣過程的用戶也得以通過數字平臺中介購買所需商品，從而加速了W—G—W的產品交換過程。
消費邏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改變了社會再生產體系生產、分配、交換環節，更是通過打造“新質”需求擴大了內需，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也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第三層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生產模式，技術的創新性突破縮小了原先的產品周期，使產品迭代能力大大增強，增強了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時效性。尤其是以滿足個性化需求為典型特征的定制化消費和服務，更是直接提升了消費者對產品服務質量的追求。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作為新質生產力的一大表現形式，運用綠色低碳技術以生態資源為生產要素、化生態優勢為生產優勢，在保證生態環境的同時兼顧了經濟效益的產出。這種綠色生產方式既應用了適當的生產力，同時也激發了消費者對于美好生活環境的需求。
發展新質生產力
推動共同富裕的四個向度
理論與實踐是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關系。理論來源于實踐。根據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可從以下四個向度展開。
認識觀念重塑的向度。要進一步重塑對新質生產力的認識。發展新質生產力實踐推動共同富裕目標實現首先要解決認識論問題，澄清有關新質生產力的認識誤區。一方面，要對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基礎予以闡釋。要進一步明確在當下的發展環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技術特性決定了其是探索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陣地而非全部陣地，傳統產業的工業基礎同樣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要補充?？紤]到傳統產業經濟體量仍然是我國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有助于確保產業鏈的完整性從而探索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成功實踐。另一方面，要明確生產力的“質變”標準。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歷史性、繼承性、漸變性。生產力在“舊質”中的進步同“新質”中的萌發并不是割裂開的兩個環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式嬗變，其中的關鍵質變標準在于顛覆性的技術突破。可以說，每一次傳統生產力的進步都是累積生產力質變的必要準備，基于此，要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有充分認識。
人才培育變革的向度。要進一步改革人才培育機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歸根結底靠大批人才，尤其是創新型人才隊伍完成，這就需要建立全新的人才培養機制。一是要創新人才培育模式。在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的教育要根據學生特點制定個性化培養方案，強調創新精神的樹立和創新思維的訓練，拓展學生學習廣度，提高專業領域學習深度。二是要立足于現實問題導向。教育跟現實需求不能脫節，研究要基于解決現實問題展開。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同企業和政府平臺合作，支持高校學生參與政府和企業相關項目研發，構建從教學到科研再到產業的全鏈條育人模式，打造產學研一體化的科研成果轉化體系。三是要打破人才流動壁壘。以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必須全國上下一盤棋，要建立健全各地方人才引進機制，圍繞地方的重要領域、重點產業和重大項目建立專項人才儲備計劃。尤其是針對不發達地區的人才引進，要加大宣傳力度和改善人才待遇，充分利用其專業能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通過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導向的人力資本筑牢共同富裕的基石。
企業生產模式多元探索的向度。要因“企”制宜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全國兩會上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因此，企業探索新質生產力多元發展模式很有必要。一是企業要充分釋放創新主體活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重點在于加快發展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先進生產力領域。不同所有制企業應積極參與這些領域的發展，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二是不同所有制企業可以進行協同探索。不同所有制企業可以結合自身生產特色和生產優勢進行新質生產力的共同實踐。對于國有企業，要充分利用資金優勢和政策優勢；對于民營企業，要充分利用其靈活運營模式和創新能力，通過二者的協同運作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從而探索出不同所有制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成功路徑。三是企業要結合現有生產模式進行探索。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絕不是對現在模式的全盤拋棄，而是要將顛覆性技術嵌入到現行生產體系中去，進行以點帶面式的漸進變革。
政府扶持體系完善的向度。要進一步革新政府對新質生產力企業的扶持模式。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中，政府的牽引作用不可或缺。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的頂層設計作用，一是政府扶持標準應由“培優”轉化為“補漏”。政府在培育新質生產力企業發展時，應改變原先的“培優”模式，避免資源過度向某一家企業傾斜造成不公平競爭。新質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是要全面、整體地提升企業收入，因此政府需要做好下限管控即“補漏”工作，促進企業公平有序發展。二是政府應完善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財政體系。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的財政支持模式應由“自上而下式”的幫扶模式轉變為“自下而上式”的需求導向式幫扶。以企業的實際需求為導向，確保財政支持能夠發揮其最大效用，切實解決企業在發展中的資金困境，從而增強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可持續性。三是政府應完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監管制度設計。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不能失去監管的約束。針對部分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之名套取項目資金和政策扶持的企業，要加強監管力度，避免新質生產力項目的“異化”現象，使之真正成為助推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不竭動力源泉。
（作者分別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經濟輿情研究基地主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