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中 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對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做了全面部署和具體安排。方案從總體要求、制度設計、實施步驟到具體政策等各個方面都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自由貿易港建設中，海南要切實增強思想和行動自覺，在實施方案中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對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做了全面部署和具體安排。方案從總體要求、制度設計、實施步驟到具體政策等各個方面都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自由貿易港建設中，海南要切實增強思想和行動自覺，在實施方案中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日前，國務院印發《中國（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和《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方案》。從2013年至今，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圍為21個省份，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戰略框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戰略舉措。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不僅承擔著全面深化改革與實施新一輪...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是黨中央、國務院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我國的自貿試驗區建設已經從2013年的初期試點階段進入到2020年全面推進階段，自貿試驗區版圖也實現了從點到線、再從線到面的空間戰略布局。從保稅區到自貿試驗區再到自貿港，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自貿試驗區是我國對標國際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探索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自設立以來，中國自貿試驗區在制度創新、試點經驗推廣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面對國際經貿形勢變化和全球治理秩序重構，以及我國高質量發展要求，要深入推進自貿試驗區對外開放高地建設，在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發揮更大作用。
自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至今，我國已成立21個國家級自貿試驗區，按地理位置劃分，可以分為10個沿海自貿試驗區、8個內陸自貿試驗區和3個沿邊自貿試驗區，形成全方位、有梯度的開放格局。由于地理位置及社會經濟條件等方面的差異，沿海自貿試驗區、內陸自貿試驗區和沿邊自貿試驗區各自的發展模式和重點也不盡相同。
自由貿易試驗區七年來的改革實踐表明，其發展呈現趨同化特征，制度創新碎片化、微創化，系統集成需進一步加強，制度創新面臨邊際效用遞減的困惑。盡管制度核心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共性目標，但并不意味著各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要走趨同的道路。相反，在目前形勢下，應立足各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資源稟賦、區位優勢，授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的改革自主權，促進它們探索差異化發展之路。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長江經濟帶是我國經濟大循環主動脈，對于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引擎作用。上海自貿試驗區作為我國自貿試驗區的先行者、排頭兵，應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更好利用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成為集聚高端要素、匯集高端人才、培育高端產業的高水平開放平臺；通過打通多式聯運瓶頸，深化產業分工協作，加大金融創新開放力度，放大科技創新外溢效應，對標國際高水平貿易投資規則，與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有機融合，打造國內大循環建設的重要連接點、國內國際大循環的核心交匯點。
海南自貿港產業發展具有獨特的離島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經濟腹地等先天優勢。海南在推動產業發展時，不僅要借鑒先進的國際發展經驗，也要注重結合自身發展特性。海南在中高端制造業發展方面，可通過有效的政策支持，直接進階到中高端制造業的發展路徑；在現代服務業發展方面，應有效利用其自身豐富的自然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消費產業和醫療健康產業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給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帶來巨大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不可避免。“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高地，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鏈接“雙循環”的重要平臺和關鍵節點，也是促進“雙循環”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撐。
我國的自貿試驗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輔相成，融合發展，對于改善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促進中西部內陸地區走向對外開放的前沿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自貿試驗區通過制度創新可以突破“一帶一路”倡議的制度障礙、貿易壁壘和文化隔膜，增進“一帶一路”國際經貿合作。如今，共建“一帶一路”正進入到走深做細的發展階段，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也要求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未來，自貿試驗區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香港、新加坡、鹿特丹和迪拜等地依據自身優勢，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自貿港，為我國開展自貿港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我國在建設自貿港的過程中，除繼續加強貨物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全面開放，還需著力于資金與人員開放政策的實施，即貨幣完全自由兌換和境外人員自由流動。此外，還應當注意保持制造業的一定比重，避免產業空心化，同時政府還要做好頂層設計。
“工具化干部”在工作中缺乏靈活性，思路僵化、落實虛化、創造弱化，原因在于，工作壓力催生工具化傾向、“領導權威”助長工具化風氣、避責心態引發工具化選擇、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彌補、“鐵飯碗”“零部件”心態塑造工具化認知、體制誤讀強化工具化自覺。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根基。在日益復雜化的基層治理中，一些基層干部在工作中表現出生硬理解政策，機械執行政策的“工具化”傾向，這既有體制機制方面的原因，也源于公共服務動機缺乏以及能力不足等。破解基層干部“工具化”傾向問題，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培養積極進取、敢于擔當、善于工作的基層干部，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系統中的基層力量，是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抓手，要發揮好其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頭雁效應”。在當前農村人財物仍將長期外流和內生秩序不足的情況下，切實有效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頭雁效應”，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課題。為此，要從制度配置、機制建設、意見領袖、支持平臺等方面構建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頭雁效應”的路徑，完善和發展好農村基層黨建，為有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支撐。
城市群是城市的未來，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當前，如何推進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是我國面向高質量發展新時期的重中之重。提升我國都市圈協同發展水平，應深化區域產業協同集聚，延伸產業一體化網絡組織，細化都市圈產業分工體系；加快構建現代都市圈的立體交通設施系統，提升區域的可進入性、通達性和出行銜接程度；遵循都市圈的時空結構演進規律，實現都市圈的良性循環與擴展，提升區域規模優勢和競爭優勢。
隨著數據的累積，不同科技企業在數據資源的儲備量上的差異愈加明顯，數據壟斷逐漸形成，并催生了“堰塞湖”，導致各企業間的數據難以互通，用戶隱私泄露問題隨之凸顯。因此，通過有效的數據治理來緩解數據壟斷形勢、促進數據安全與公平的共享流通刻不容緩。一方面應完善當前的數據治理模式，發揮現有治理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積極開拓透明化的數據治理框架，解決以數據壟斷為主的數據倫理問題，構建健康有序的中國大數據生態。
鄉村社會信任關系具有熟人社會的一般特性，因此在傳統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矛盾糾紛的處置中，民間調解一直在發生作用。人民調解尊重民間調解習慣并將其作出現代性轉化，實質上是將禮俗秩序與法律秩序結合起來。以人民調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鄉村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有利于鄉村社會秩序和諧和法治進步。
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帶來了政府治理方式的革新，以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云平臺”為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徑。充分發揮并利用好“云平臺”的技術優勢，創新政府治理手段、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更加凸顯，要獲得更多融資渠道，必須以科技創新作為重要抓手，爭取政策性融資、信貸融資以及股權融資等多種融資途徑的支持，不斷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良性循環，推動中小民營企業在疫情中不斷發展壯大，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素質教育是提高農村人口素質的保障，對于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一些農村地區，學校教育教學設施設備閑置，一些課程不能開齊或課時被壓縮，藝體、外語、信息技術教師缺乏等問題突出。這既有農村宏觀社會營生取向的原因，也有教育系統自身競爭環境與農村家庭文化資本供給的因素影響。為此，可建立教育資源配置全環節思維，提高教育關鍵影響人物的參與度，關注重點目標群體的針對性需求，補齊素質教育政策向農村學校教育實踐轉換過程中的短板，打通堵點，解決難點。
當前城鄉教育之間存在著數字鴻溝，阻礙了鄉村教育的健康發展。重塑鄉村在線教育發展新生態，彌合城鄉教育的數字鴻溝，是鄉村教育振興的內在要求和現實需要。為有效彌合城鄉在線教育的數字鴻溝，需厘清數字鴻溝的內涵，通過外部賦能與內生潛能形成教育合力，全面推動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
我國中間群體的身份認同問題表現出客觀存在的階層與人們對自己階層地位的主觀認知不一致現象。學者視野中的中產，強調的是非上非下的相對經濟地位；大眾概念中的中產，強調的是精英生活方式。“中”產與中“產”的分離，遵循著兩套不同的評判依據、兩條不同的認同邏輯和兩種不同的訴求標準，并導致兩類矛盾的認同現象。因此，如果清楚大眾對兩種身份代名詞的理解，采用合適的測量方法，中產身份不認同現象就可能成為一個虛假命題。
我國公共資源人均占有量少，分布不均衡，對于停車來講也是如此。在我國私家車數量迅猛增長、不少大中城市車位供不應求的現狀下，如何解決停車困難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錯時停車的應用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已逐漸在我國探索推廣。然而，在實踐中也出現不少問題。針對我國各地實踐中出現的種種狀況，可通過制定明確實施辦法、出臺激勵措施、建立信息平臺等舉措，推動錯時停車更好發展。
近年來，我國汽車保有量持續提升，相應的報廢車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但是，諸多報廢車輛并未依照程序流入報廢車輛管理中心，而是被車主隨意棄置，這既影響了城市容貌，也埋下了安全隱患。對此，應盡快明確相關立法、完善治理流程、優化管理服務，以法律手段治理“僵尸車”頑疾。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總結自貿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制度創新成果，為全國自貿區高質量發展提供具有較高借鑒價值的樣本，2020年7月29-31日，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組織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貿促會、上海財經大學等單位的知名專家，對福建自貿區進行了專題調研。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5年來聚焦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創新，充分體現了自貿區建設“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根本目的，形成了自貿區建設的“福建樣本”。人民論壇特邀專家實地調研福建自貿區，并對其談談有哪些創新與做法值得借鑒。 人民論壇：您對福建自貿區下一步的發展有何建議？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張燕生：習近平總書記...
伴隨互聯網經濟的高速發展，網絡虛擬財產作為一類新型財產類型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網絡虛擬財產不僅牽涉個體、企業、其他組織等私主體的權益，同時還關系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僅具有較高的商業經濟價值，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治理價值；不僅是國內發展的新動能、新業態、新產業，也是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重要客體和行為對象。故此，亟需不斷升級和實時更新對網絡虛擬財產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改進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填補制度漏洞，強化制度供給，做好對網絡虛擬財產的治理和保護。
正確處理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切斷傳染類疾病的傳播途徑，降低各類傳染類疾病干擾我們人類正常社會生活的風險。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決定，對法律禁食野生動物范圍進行了調整，標志著我國野生動物保護進入一個新時代。但是，野生動物保護效果最終還是取決于法律的實施，因此有必要分析目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執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若干制度創新的因應之道。
每一個代際的青年人都曾出現被污名化為“垮掉的一代”的情況。總結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被污名化為“垮掉的一代”的原因，既有宏觀的時代性、社會性因素，也有微觀的群體性、心理性因素，還有全球化的影響和媒體的推波助瀾。在污名化的逆境中磨礪成才固然不是壞事，但青年人更需要有利于人生發展的社會環境。因此，我們應關心青年，支持廣大青年建功立業，努力鍛造中華民族永不彎曲的脊梁。
“后浪”在成長中總是不可避免地被“前浪”貼上各種標簽。這種貼標簽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代際關系中的負面表現，體現的是一種不平等的代際關系。要改變這種狀況，既需要“前浪”以發展的眼光包容理解信任“后浪”，也需要“后浪”學會與“前浪”良性互動，同時還要積極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是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一章內容思辨晦澀、話題深奧抽象、邏輯關系錯綜復雜，直接影響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果將思政課教學模式進行生活化轉變，構建生活化的教學情境、凝練生活化的教學語言、采用生活化的教學方法、精選生活化的教學內容，則可以拓寬教學場域，有助于學生在生活化情境中把握唯物主義世界觀、形成且運用辯證思維方法。
網絡中的“吃瓜”輿論場已經成為公共議題討論、公民社會參與、網絡集體行動的一道社會景觀。社會情感傳播和信息級聯效是推動“吃瓜”輿論場形成與演化的兩個底層因素；“吃瓜者”的圍觀行為衍生出社會參與、社會動員、內容生產及話題遷移、網絡暴力和輿論審判等一系列次生影響，使輿論場變得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治理輿論危機應著眼三個層面：通過知識傳播彌合參與者主體的“知識溝”，通過構建主體之間的對話機制達成多元共識，通過構建網絡公共秩序的底層生態打造協同共生、有序參與的輿論空間。
5G技術不僅僅推動著經濟產業結構的轉換，也促使新聞傳播業態和社會輿論生態發生深刻的變化。5G時代下，輿論主體更加多元復雜，輿論平臺分散化、“圈層化”，輿論表達方式更為碎片化、情緒化，輿論傳播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增加。對此，應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依法管理相結合的輿論引導機制，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探索社區網格化輿情管理模式，增強受眾意識，講究輿論引導策略，創新輿論引導新“范式”。
在移動互聯時代，突發公共事件與網絡輿情往往相伴共生，如何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期間積極引導輿情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突發公共事件中輿情引導的基本原則是信息發布及時公開和輿情引導態度開明；對信息的全方位管轄、對輿情引導的區分化管理、對負面輿情處理的人性化管控，是突發公共事件中輿情引導方式方法的一種創新；打好“主流媒體輿論引導牌”、下好“自媒體主動傳播棋”、用好“輿情法治懲戒大棒”，是突發公共事件中引導輿情形成良好傳播效果的有效手段。
2020年是中歐關系的“大年”，雙方安排了一系列高層會晤活動。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中美經貿摩擦成為影響中歐關系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為中歐合作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中歐之間相互援助和支持，在復工復產等方面加強合作，共同擘畫疫情后雙方合作的藍圖。美國因素的干擾也讓中歐關系發展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美歐在對華問題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差異性。未來，中歐合作的機遇和潛力仍然巨大，歐洲尋求對華務實合作的動力依然強勁。
阿聯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并將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是中東地區長期變化趨勢的一個代表性事件。中東地區國家間關系有三個比較突出的變化趨勢，一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沖突持續弱化，二是遜尼派國家和什葉派國家的對抗持續上升，三是圍繞反對和支持穆兄會的斗爭日益明顯，這三個關系趨勢都導向以色列地緣政治環境的實質改善。越來越多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將是大概率事件，傳統意義上的阿以沖突將逐漸成為歷史。
從美、墨、加三國區域合作的角度來看，“毒丸條款”對中國的直接影響較為有限，美國在短期內復制和推廣“毒丸”具有一定難度；從中長期視角出發，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背景下，“毒丸條款”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中美雙方在全球、區域、雙邊多個層面的博弈結果。作為美國的戰略對手，中國理應重視其中出現的新變化，尤其需要從中長期視角出發，未雨綢繆，警惕和預防“毒丸條款”在美國其他貿易協定中的復制和擴散。
中國生態主義思潮圍繞如何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找尋人的真實需要與樹立健康生活方式、樹立生物多樣性倫理和建構保證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規范等問題進行了反思，其價值和意義在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首先應當樹立人類與自然有機聯系的生態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倡導生態法律法規和生態道德價值觀建設并重的生態治理觀和生態文明建設觀，并在科技創新和科技生態化的基礎上，實現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
隨著網絡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產業內部出現的“劣勝優汰”之“逆淘汰”現象逐漸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網絡文化產業領域的“逆淘汰”，不僅導致有效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空間、高質量作品的發展空間以及原創者的發揮空間被擠占，也惡化了產業生態環境，對文化生產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打擊。破解網絡文化產業“逆淘汰”難題，需要從行業自律、消費者素養、價值引領等多方面發力，在文化生產中更加注重品質的提升和內容的優化，使網絡文化環境得到凈化。
在社會快速發展的大環境下，鄉村短視頻成為人們在繁忙日程中得以休息放松的港灣。用戶情感需求以及信息需求的滿足是鄉村短視頻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鄉村內容生產者通過短視頻展示鄉村文化，從而獲得身份認同以及經濟效益，并且展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未來，鄉村短視頻將從生活展示轉向產業發展，探索鄉村文旅融合發展，構建產品營銷全產業鏈，逐漸實現向各類服務業和相關配套產業的延伸，不斷開拓鄉村短視頻發展的新局面。
智媒體是指用人工智能技術重構的新聞信息生產與傳播全流程的媒體，是社會進步、技術革新、媒體升級的產物。推動我國智媒體可持續發展，需要緊抓內容、技術、管理、創新四個環節，堅持與時俱進、保障權益、系統合作三大原則，夯實智媒體布局的理論基礎，凸顯智媒體特色，面向全產業搭建智能平臺。
宋代實行佑文政策，改革和完善科舉制，確立文官政治，士大夫政治地位大為提高，形成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士大夫的主體意識與進取精神不斷強化。宋代內憂外患的嚴峻現實，使士大夫在進取意識之外又多了沉重的憂患意識，激勵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勤政愛民、重義輕利、清正廉明的從政精神，對宋代的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